腊月三十的雪还没停，风从沟里灌进来，刮著窑洞的纸麻窗，呜呜地响。
    杜丽丽抱著那包年礼往回走，脚步踩在冻硬的土路上，咯吱、咯吱。远处院外偶尔传来一两声鞭炮，碎碎的，飘在风里，听著更冷清。
    她的单身窑洞在文化站最里头，窑洞门虚掩著，推开的瞬间，一股冷气扑面而来，比外头还凉。
    杜丽丽抱著那包年礼站在门口愣了一瞬——火灭了，屋里跟冰窖似的。
    她把东西放在炕沿上，先去灶膛边蹲下。伸手探了探，灰是死的，连点热气都没剩。早上走的时候还压著火，想著晚上回来续上，一整天热闹下来，忘得乾净。
    墙角堆著几根柴，她拣了两根细的，又撕了半张旧报纸，划了三四根火柴才点著。火苗窜起来的时候，她盯著那点光看了好一会儿，直到烟气呛得眼睛发酸，才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屋里静得能听见风颳窗户的声音。
    晚饭时的热闹还在脑子里晃：一盆粉条熬白菜，中间浮著几块肥肉；黄米饭、杂麵饃，糊糊面煮得稠稠的。干部们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敬酒、拜年。她坐在角落，捧著碗，吃得慢，心里却清楚——自己是被调下来改造的，和他们不一样。
    座谈会上，站长当眾表扬她，让她念诗。她站起来，声音不高，却稳稳念完了《新春的旗》。掌声不算热烈，但实在。她能感觉到，有人是真心，有人只是应付。
    散场时，站长递过来的那包东西很轻，却又很重：
    屋里慢慢热起来。她把那包年礼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炕桌上：水果糖、红布、年画、掛麵、土豆。
    东西不多，摆开来也就占了小半个桌面。红布叠得整整齐齐，她展开看了一眼，两尺见方，鲜艷得扎眼。
    窗外又传来几声鞭炮响，稀稀拉拉的，像谁家孩子等不及天黑透了。她侧耳听了听，又没了声。风把窗户纸吹得一鼓一鼓的，缝隙里透进来的寒气正好扑在背上。
    她在炕沿上坐著，也拉灯，就那么坐著。外头的雪还在下，在地上铺了淡淡一层白。灶膛里的火光一明一灭，照得墙上那张像也一明一灭的。
    白天的热闹一过，夜里的孤独就冒了出来，像这窗外的风，钻心、钻骨头。
    她想起年初的事。
    父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到赣省干校农场劳改；母亲受牵连，遣返回原籍。她自己也因违反纪律，从《黄原文艺》编辑部调到这偏远公社，职位降了，编制还在，但一切，却像从天上摔进土里。
    这一年，她硬扛著。乡下的日子苦，习惯了；別人的眼光，她也习惯了。只是夜里静下来，心里还是空。
    下半年，在王满银的鼓励下，她开始写东西。王满银在回信，鼓励她、指点她。她试著把稿子寄回黄原，没想到真的发表了几篇，还有几首诗上了刊物。
    因为成功发表了文章，诗歌，她在柳岔文化站的日子总算好过许多，站长不再派体力活，也有时间外出採风，但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也不知道坐了多久，腿都坐麻了。她起身去点了煤油灯，灯芯捻到最小，就著一小圈光，从抽屉里往外掏东西。
    报纸摊开在桌上，一张一张的。《黄原文艺》有三张，《群眾文化》有两张，《黄土地》有一张。每张上头都有她的名字，铅字印的，整整齐齐。她用手指摸了摸那几个字，指尖能感觉到微微的凹痕。
    旁边是一叠退回来的稿子，最上头那篇《雪夜的塬》，题目旁边用红笔批了几个字：“调子太低，不宜採用。”
    她翻过去，下一篇《窑洞里的灯》，批的是：“个人情绪过重，再改。”再翻，再翻，每一篇都有批语，每一篇都没过。
    她又把报纸翻出来，对著看。《新春的旗》那首，铅字印著：“风从塬上吹过来，吹过黄土，吹过村庄。”她念了一遍，又念一遍。念到第三遍的时候，忽然觉得这句子熟悉又陌生——这是她的诗，又不像是她的诗。
    能发表的，都是经王满银看过、改过的；
    发不了的，都是她自己写、自己投的。
    原稿她还留著，从抽屉最底下翻出来。题目叫《塬上的风》，开头是：“风吹过我一个人的塬，吹过没有你的村庄。”两相比较，一个是往前走，一个是往下沉。
    她把原稿叠好，又塞回抽屉最底下。
    她不得不承认，王满银说得对。
    这年月写东西，有规矩、有方向、有不能碰的线。要写光明、写劳动、写集体、写奋斗；不能写个人情绪，不能灰暗，不能太细腻、太软。语言要朴素、要亮、要有力量。
    她自己的文字，太个人、太柔、太容易多愁善感。刊物要的不是这个。
    王满银在回信里说：不是你没才华，是你写不对；不是刊物挑剔，是你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她以前对他，是怨的。怨他在她和武惠良之间，说了她的不是。她觉得他多管閒事，觉得他凭什么对她的感情指手画脚。
    可慢慢的，怨变成了敬，变成了好奇。
    她发现他懂很多，见识和別人不一样。他能一眼看出她文字的毛病，改几句，就顺了、亮了、像能发表的样子。
    她开始敬他、依赖他。
    她发现自己写的发不出去，他一改，就能上。她才明白，他改的不只是字，是方向、是节奏、是时代的脉搏，更是她自以为是的文青病。
    她越来越离不开他的指点。没有他，她可能一直写不出去。
    她也越来越觉得他不一般。他懂刊物、懂人、懂什么能说、什么不能写、什么能做、什么不能碰。那种通透，在这地方，少见。
    她內心丰富、敏感、爱文字、爱写作，在公社文化站这种地方，没人懂她。日子平淡，感情也压抑。
    而王满银懂她的文字，懂她的才华，能把她的想法变成真正能发表的东西。他比她成熟、清醒、有力量。
    她渐渐把他当成精神上的人，唯一懂她、带她往前走的人。
    她对他的感情，也变了。
    从改稿，变成依赖；
    从依赖，变成信任；
    从信任，变成说不清的亲近，又带著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