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墨在城东那条巷子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天已经黑了，巷子里没有灯，只有墙上的顏料在发亮。那些黑色、红色、蓝色、黄色，在黑暗中像活了一样，缓慢地流动、交织、碰撞。他打开手机的手电筒，一束白光打在墙上，把那些线条照得更清楚了。他开始看到秩序了。
    黑色的线条不是隨意的。它们从墙的左上角开始，向右下角延伸，中途分叉、交匯、再分叉。像一条河，像一棵树，像一张地图。他往后退了几步，把整面墙纳入视野。黑色线条构成了城市的轮廓——街道、路口、街区。他认出了几条路。中心广场的位置，城东的位置，城南桥的位置。红色的色块集中在画面的中央，不是隨机的——它们落在黑色线条构成的街道上，像標记。他数了数，有五个。五个红色的色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每一个都落在一条街道的某个位置上。
    蓝色的线条缠绕在红色周围，不是隨机的——它们连接著红色色块，形成一条路线。从第一个红色到第二个，到第三个，到第四个，到第五个。黄色的碎片散落在画面的边缘，不是隨机的——它们的位置对应著城市的地標。中心广场、市政府、公安局、法院。他在画里。
    沈牧之从巷口走进来，手里拿著两杯咖啡。他把一杯递给秦墨。
    “看出什么了？”
    “地图。黑色的线条是街道。红色的色块是標记。蓝色的线条是路线。黄色的碎片是地標。”
    沈牧之站在他旁边，看著那面墙。“五个红色的標记。五个地点。波洛克在告诉我们，他的作品不止这一幅。”
    “他在展览。这只是第一间展室。”
    秦墨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把手电筒夹在腋下，开始画。他把黑色线条描下来，把红色色块的位置標出来，把蓝色路线的走向记下来，把黄色碎片的坐標写在一旁。画了二十分钟，手酸了，眼睛也涩了。但地图画出来了。五个位置，分布在城市的五个方向。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市中心。
    他把笔记本举起来，对著墙上的原图比对了很久。
    “沈牧之，你觉得波洛克是隨机选的这五个位置，还是有什么意义？”
    沈牧之接过笔记本，看了很久。“也许这五个位置，对应著五个失踪的人。赵大柱是第一个，在市中心。还有四个，在其他四个方向。”
    “他在让人看见他们。不是一次看见一个——是一次看见五个。”
    “他在开画展。五幅作品，五个展室。”
    秦墨把笔记本装进口袋里。他最后看了一眼那面墙。那些顏料还在发亮，在黑暗中像一扇一扇打开的窗户。他转过身，走出巷子。沈牧之跟在后面。
    “明天开始，一个一个地找。”
    “从哪里开始？”
    秦墨上了车，坐在驾驶座上。他拿出笔记本，看著那张手绘的地图。五个红色的標记，五个位置。城东的那个，他已经去过了——赵大柱失踪的工地。城西的那个，他还没去过。城南的那个，他也没去过。城北的那个，他也没去过。市中心的那个——中心广场。波洛克的第一幅作品就在那里。
    “从城西开始。”他说。
    沈牧之发动了车子。两个人往城西开去。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亮著，照著空荡荡的街道。秦墨坐在副驾驶座上，看著窗外。街上的行人很少，偶尔有人拎著购物袋走过，匆匆忙忙的。他不知道那些人知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墙上，正在出现一幅地图。五个標记，五个展室，五个被遗忘的人。
    城西的那条巷子比城东的更窄，两边的墙更高。他们把车停在巷口，走进去。走了大约两百米，看到了那面墙。不是壁画——是画布。一块巨大的白色画布，绷在墙上，四角用钉子固定。画布上不是泼洒的顏料——是滴落的。顏料从画布的顶部往下淌，像是有人站在高处，让顏料自由落体。黑色、红色、蓝色、黄色，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道道垂直的条纹。没有方向，没有形状，只有顏色。但秦墨看久了，看到了秩序。那些条纹的宽度不是隨机的——它们对应著时间。宽的是几年，窄的是几个月。那些条纹的间距不是隨机的——它们对应著距离。宽的是几公里，窄的是几百米。那些顏色的排列不是隨机的——黑色是失踪，红色是死亡，蓝色是路线，黄色是地標。
    他在记录时间、距离、地点。他在记录那些失踪的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被什么人带走的。
    秦墨蹲下来，看著画布的右下角。那里有一行小字，印刷体，整整齐齐：“1998.3.15。城东。赵大柱。”下面还有一行：“1998.7.19。城西。刘大全。”再下面：“1998.9.12。城南。林小曼。”再下面：“1998.11.3。城北。王德胜。”再下面：“1999.1.8。市中心。李春花。”
    五个名字，五个日期，五个地点。赵大柱他已经知道了。刘大全——卡拉瓦乔的作品里那个保安。林小曼——第二幅壁画里的女医生。王德胜——还不知道是谁。李春花——还不知道是谁。波洛克在告诉他全部。不是一幅一幅地来——是一次性全部。他在说——你们要记住，不是记住一个人，是记住所有人。
    秦墨拿出手机，把画布上的每一行字都拍了下来。然后他站起来，看著那幅画。那些滴落的顏料，那些垂直的条纹，那些隱藏的时间、距离、地点。波洛克在用自己的方式说话。他在说——你们以为我疯了。但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清醒。你们忘记的，我都记得。
    “沈牧之，”他说，“波洛克在帮我们。他把所有的名字、日期、地点，都画出来了。”
    “但他也在挑战我们。他说——你们知道他们在哪里。但你们敢去挖吗？”
    秦墨沉默了一会儿。“他说的对。我不敢。那些坑，挖了，那些楼就塌了。那些住在上面的人，就无家可归了。”
    “所以他把他们画在墙上。让所有人看到。让所有人知道——这里，地下，埋著人。你们每天从上面走过，你们不知道。但你们知道了。”
    秦墨站在那里，看著那幅画。那些垂直的条纹，像一扇一扇关著的门。波洛克在把门一扇一扇地打开。他在让人看见。
    “沈牧之，你之前说，波洛克的画看起来是隨机的、混乱的，但每一滴顏料的位置都是计算过的。”
    “对。”
    “他计算了多久？”
    沈牧之沉默了一会儿。“也许很久。也许从那些失踪的人消失的那天起，他就在计算了。”
    秦墨转过身，走出巷子。沈牧之跟在后面。两个人上了车，坐在驾驶座上，谁都没有说话。秦墨拿出笔记本，把那五个名字抄了下来。
    赵大柱——已告知。
    刘大全——已告知（卡拉瓦乔的作品，但波洛克也在记录他）。
    林小曼——已查实，母亲已故。
    王德胜——还不知道。
    李春花——还不知道。
    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
    “沈牧之，明天查王德胜和李春花。”
    “好。”
    沈牧之发动了车子。开回市区的路上，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秦墨看著窗外，脑海里一遍一遍地出现那幅画。那些滴落的顏料，那些垂直的条纹，那些隱藏的时间、距离、地点。波洛克在记录。他用他的方式，记录下了每一个被遗忘的人。他不是在犯罪——他是在作证。他是在为那些不能说话的人作证。但他用了错误的方式。
    “沈牧之，”秦墨说，“波洛克不是杀人犯。”
    沈牧之看著他。“他杀了人？”
    “没有。他没有杀任何人。他只是把那些人的名字画在墙上。杀人的是卡拉瓦乔。”
    “那波洛克是什么？”
    秦墨沉默了一会儿。“他是策展人。他把那些被遗忘的人收集起来，展览给这座城市看。卡拉瓦乔是画家。他用尸体作画。他们是不同的。”
    沈牧之把车开进了市区。路灯一盏一盏地从头顶掠过，光与暗交替地照在两个人脸上。
    “秦墨，你觉得波洛克知道卡拉瓦乔会杀人吗？”
    秦墨想了很久。“知道。也许他就是在等卡拉瓦乔杀人。等人死了，他再把他们的名字画在墙上。让人记住——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他是在利用卡拉瓦乔？”
    “也许。也许他是在跟卡拉瓦乔合作。波洛克负责记录，卡拉瓦乔负责执行。一个画画，一个杀人。一个让人看见，一个让人记住。”
    沈牧之把车停在了秦墨家楼下。秦墨下了车，站在门口。
    “沈牧之，明天早上，重案组见。”
    “好。”
    沈牧之把车开走了。秦墨上了楼，黑猫在门口等著他。他打开门，猫蹭了蹭他的腿。他弯腰摸了摸它的头。
    “证据，”他说，“波洛克不是一个人。卡拉瓦乔也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组织。有人在背后指挥他们。”
    黑猫叫了一声，跳上沙发。
    秦墨坐在沙发上，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他看著那五个名字，那五个日期，那五个地点。波洛克在告诉他——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五个地方，五个人。赵大柱、刘大全、林小曼、王德胜、李春花。他只知道三个。还有两个，他还没查到。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黑猫蜷在他腿边，发出咕嚕咕嚕的声音。
    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秦墨的呼吸渐渐变得均匀。他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秦墨到重案组的时候，沈牧之已经在办公室了。他面前摊著一堆文件，手里拿著一个笔记本。
    “查到了。”沈牧之说，“王德胜，1962年生，本市人。1998年在城北的一个工地上失踪。报案人是他的妻子，叫张秀英。出警民警——马建国。结论：『可能自己走的』。”
    “张秀英呢？”
    “还活著。住在城北。等了二十七年。”
    秦墨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王德胜的名字。“李春花呢？”
    沈牧之翻了一页。“李春花，1970年生，本市人。1999年在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失踪。报案人是她的母亲，叫赵淑芬。出警民警——马建国。结论：『可能自己走的』。”
    “赵淑芬呢？”
    “去世了。2008年。肺癌。”
    秦墨闭上眼睛。又一个等不到的。
    “沈牧之，你去城北找张秀英。我去市中心找李春花的母亲。虽然她死了，但也许有人知道她女儿的事。”
    两个人分头行动。秦墨开车去了市中心。李春花的母亲赵淑芬生前住在老城区的一个小区里。秦墨找到了她的邻居——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老太太说，赵淑芬等了她女儿九年，没等到。她死了之后，房子就空了，没有人来。
    “她女儿的事，您知道吗？”秦墨问。
    老太太嘆了口气。“春花是个好孩子。在商场里当售货员。有一天下了班，就没回来。她妈找了很久，报警了。警察说可能自己走的。她不信。她一直找，找到死。”
    秦墨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她死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老太太看著他，“她说——『我女儿不是自己走的。她一定是被人害了。但没有人相信』。”
    秦墨点了点头。“谢谢。”
    他走出小区，上了车。坐在驾驶座上，他没有立刻发动。他拿出笔记本，在李春花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写上“母亲已故，未告知”。然后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
    手机响了。沈牧之。
    “张秀英告知了。她说『知道了，就不等了』。”
    秦墨沉默了一会儿。“又一个。”
    “又一个。”
    两个人掛了电话。秦墨发动了车子，开回了重案组。他坐在办公室里，把笔记本翻开，看著那五个名字。
    赵大柱——已告知。
    刘大全——已告知。
    林小曼——母亲已故，未告知。
    王德胜——已告知。
    李春花——母亲已故，未告知。
    三个等到了。两个没等到。波洛克记录了五个。卡拉瓦乔杀了一个。还有三个没死。他们还在某个地方，活著。秦墨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波洛克知道。波洛克画了地图。五个红色的標记，五个位置。那些位置，也许不只是失踪的地点——也许是那些还活著的人藏身的地方。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阳光照在街道上，把每一个行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想起波洛克墙上的那幅画——那些滴落的顏料，那些垂直的条纹，那些隱藏的时间、距离、地点。波洛克在告诉他——去找他们。他们还活著。
    秦墨转过身，拿起车钥匙，走出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