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墨赶到城东那条巷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巷子很窄，两边的墙很高，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阳光照不进来，巷子里阴冷冷的。几个穿制服的人站在巷口，拦著过路的行人。有人在探头往里看，有人拍了照片，有人问“出什么事了”。没人回答。
    秦墨从警戒线下面钻过去，往里走。走了大约五十米，看到了那面墙。墙很高，五米左右，原本是灰色的水泥墙面，现在变成了一幅画。不是肖像，不是风景——是一片混沌。顏料泼洒在墙面上，黑色、红色、蓝色、黄色，交织在一起，像一场暴风雨过后的废墟，又像是什么东西在爆炸。线条没有方向，色彩没有边界，整面墙像是被一场顏料风暴席捲过。
    但秦墨看久了，发现那不是隨机的。黑色的线条从墙的左上角向右下角倾斜，形成一个看不见的对角线。红色的色块集中在画面的中央，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燃烧。蓝色的线条缠绕在红色周围，像是绳索，像是枷锁。黄色在画面的边缘，星星点点的，像是碎片，像是火花。混乱中有秩序。有人在控制这场风暴。
    “波洛克。”沈牧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秦墨转过头。沈牧之站在他旁边，也看著那面墙。
    “杰克逊·波洛克。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以『滴画法』闻名。他把画布铺在地上，围著画布走，让顏料从笔刷上滴落、泼洒、飞溅。他的画看起来是隨机的、混乱的，但每一滴顏料的位置、每一条线条的走向，都是计算过的。混乱中有秩序。”
    秦墨看著那面墙。“他在用自己的方式说话。”
    “对。他在说——你们以为这是混乱，但这不是。你们以为那些失踪的人是偶然，但他们不是。你们以为这座城市忘记他们是应该的，但不是。”
    秦墨蹲下来，看著墙根那行小字。跟中心广场一样，印刷体，整整齐齐：“他死了。你们谁记得？”下面还有一行，是新的：“你们不记得。那我让你们记得。”
    秦墨站起来，走到墙的侧面。那里的墙上还有一幅画——不是壁画，是一幅小画，用同样的顏料画在普通的纸上，贴在墙面上。画的是一个天平，两边各放著一本书和一柄剑。书是《刑法》，剑是正义之剑。天平是平的。但天平后面站著一个人，看不清脸，只看到一只手，伸向天平，停在半空中，没有碰到它。画的背面写著一行字：“沈牧之，你选择哪一边？”
    秦墨把画取下来，装进证物袋里。他转过身，看著沈牧之。“他认识你。”
    “他认识我们。”
    “你在法学院的事，不是秘密。但知道你在想什么——知道你在天平前面犹豫——这不是隨便能查到的。”
    沈牧之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看著墙上的混沌。那些泼洒的顏料，那些交织的线条，那些隱藏的秩序。
    “秦墨，”他说，“波洛克不是一个人。”
    “什么意思？”
    “波洛克是代號。他用波洛克的风格说话。用波洛克的方式提问。他在问这座城市——你们看到了混乱，但你们看到秩序了吗？你们看到了死亡，但你们看到为什么死了吗？”
    秦墨沉默了一会儿。“他是画师。画师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组织。每个人都有代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对。波洛克是第一个。”
    两个人站在巷子里，看著那面墙。阳光照不进来，但墙上的顏料在发亮。不是反射光，是自己在发亮。那些黑色、红色、蓝色、黄色，像是活的。
    陈队长从巷口走过来，手里拿著一个笔记本。“秦墨，查到了。中心广场那幅画里的人——赵大柱，1965年生，本市人。1998年在城东的一个工地上失踪了。报案人是他的妻子，叫孙秀兰。出警民警——马建国。结论：『可能自己走的』。”
    秦墨闭上眼睛。又是马建国。从1998年就开始写了。写了一辈子。“可能自己走的”。
    “孙秀兰呢？”
    “还活著。住在城北的一个老小区里。一个人。等了二十七年。”
    秦墨睁开眼睛。“我去找她。”
    他转过身，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混沌。那些泼洒的顏料，那些交织的线条，那个隱藏的秩序。波洛克在说——这不是混乱。这是秩序。那些失踪的人，不是偶然。他们是被遗忘的。他们是被选择的。他们是被这座城市扔掉的人。
    他走出巷子，上了车。沈牧之跟在后面，坐在副驾驶座上。
    “秦墨，你觉得波洛克还会再出现吗？”
    “会。他才刚刚开始。他在邀请我们。”
    “邀请我们什么？”
    “邀请我们走进他的画里。”
    沈牧之发动了车子。两个人往城北开去。路两边的树冒出了新芽，嫩绿色的，在阳光中轻轻摇晃。秦墨坐在副驾驶座上，看著窗外。他想起方诚说过的话——“真相不是终点，是起点。”方诚的起点过了。波洛克的起点到了。
    孙秀兰住的小区在城北的老城区，几条巷子，几栋红砖楼，外墙的水泥已经发黑了。他们把车停在楼下，上了三楼。302的门关著，门上贴著一副褪色的春联。秦墨敲了敲门。等了很久，门才开了一条缝。一个女人站在门后面，头髮全白了，背驼了，脸上的皱纹很深。她的眼睛浑浊了，但看到秦墨的时候，亮了一下。
    “孙秀兰？”
    “我是。你是谁？”
    秦墨掏出证件。“刑侦支队的。赵大柱的案子。”
    孙秀兰的手开始发抖。她扶著门框，看著秦墨。“查到了？”
    “查到了。”
    “他是不是回不来了？”
    “是。”
    “怎么死的？”
    “被人害的。”
    “谁？”
    秦墨沉默了一会儿。“一个叫波洛克的人。”
    孙秀兰看著他。“波洛克？那是谁？”
    “一个画家。”
    孙秀兰没有听懂。她不需要懂。她只需要知道，等了二十七年，等来了这句话。她的丈夫被人害了。他的脸被画在了广场的墙上，让所有人都看到。他失踪了二十七年，终於有人记得他了。
    “他在哪里？”她问。
    “城东。那个工地的坑里。”
    孙秀兰点了点头。“那个坑，我知道。他说过。他说工地上有个坑，很深。他说『不知道要填什么东西进去』。第二天，他就没回来。”
    她抬起头，看著秦墨。“我等了他二十七年。”
    秦墨看著她。“孙秀兰，赵大柱的尸体——还没有找到。那个坑，没有挖。”
    孙秀兰沉默了一会儿。“不挖了。让他留在那里吧。他盖的楼，他守著。”
    秦墨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他想起张桂兰，想起李秀梅，想起那些等了二十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的人。她们都说一样的话——“不挖了。让他留在那里吧。他盖的楼，他守著。”
    “孙秀兰，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孙秀兰摇了摇头。“没有了。知道了，就不等了。”
    她站在门口，瘦瘦小小的，像一棵被风吹了很多年还没有倒的树。秦墨看著她，想起了方诚留给他的那封信——“你活著，比什么都重要。”孙秀兰活著。等了二十七年，等到了答案。她还活著。
    “孙秀兰，保重。”
    “保重。”
    秦墨下了楼，上了车。沈牧之坐在驾驶座上，没有发动。
    “她等了二十七年。”
    “我知道。”
    “她说『知道了，就不等了』。”
    秦墨没有说话。他拿出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下了赵大柱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写上“已告知”。然后在下面写下了波洛克的签名——一个潦草的、交织的p。旁边写了一行字：“混乱中有秩序。”
    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
    手机响了。陈队长。
    “秦墨，又出事了。第三幅画。”
    秦墨坐直了。“在哪里？”
    “城南。一座桥下面。一个保安死了。现场留了一幅画。画的角落有一个签名——不是p。是c。花体的c。”
    秦墨看了沈牧之一眼。沈牧之的眉头皱了起来。
    “c？”沈牧之说，“卡拉瓦乔。”
    “卡拉瓦乔？”
    “义大利画家。十七世纪。以光影对比著称。波洛克是第一个。卡拉瓦乔是第二个。他们在接力。一个接一个地展览。”
    秦墨握著电话。“陈队长，我马上过来。”
    他掛了电话。沈牧之发动了车子。车子驶出老城区，往南开去。秦墨坐在副驾驶座上，看著窗外。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没有人知道，这座城市的墙上，正在出现一张一张的脸。那些被遗忘的人，正在被画师一笔一笔地画回来。波洛克画了第一个，卡拉瓦乔画了第二个。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画师在展览。画师在让人看见。画师在让人记住。但他用错了方式。
    “沈牧之，”秦墨说，“波洛克是第一个。卡拉瓦乔是第二个。他们不是一个人在犯罪。他们是一个组织。每个人都有代號，每个人都有风格，每个人都在画自己的作品。”
    “对。但他们的作品不是画。是现场。是尸体。是那些被遗忘的人。”
    秦墨闭上眼睛。“他们在替我们还债。赵大柱，1998年失踪。没有人报案，没有人找。波洛克把他画在了广场最显眼的地方。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的脸。让所有人都记住——有一个人，失踪了二十七年，没有人记得。卡拉瓦乔也在替我们还债。但他用错了方式。”
    沈牧之把车开上了高架桥。阳光从挡风玻璃照进来，刺眼。
    “秦墨，”他说，“你觉得画师还会画多少幅？”
    “画到有人记住为止。”
    秦墨看著窗外。阳光照在街道上，把每一个行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些影子在地上移动，匆匆忙忙，谁也不看谁。波洛克在让他们看。卡拉瓦乔在让他们看。他们看到了吗？他们记住了吗？
    他拿出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下了几个字：“第二个画师——卡拉瓦乔。签名：c。风格：光影。”
    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前方是城南的方向，是那座桥的方向，是卡拉瓦乔的作品的方向。波洛克开幕了。卡拉瓦乔接上了。他在等他们。他在等他们走进他的光里。
    秦墨睁开眼睛。“沈牧之，开快一点。”
    沈牧之踩下油门。车子在高架桥上飞驰，朝著卡拉瓦乔的光，朝著那座桥，朝著下一幅作品。
    波洛克说：“你们以为这是混乱？这不是。这是秩序。”
    卡拉瓦乔说：“你们以为这是黑暗？这不是。光会告诉你们答案。”
    秦墨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