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之后的日子，平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秦墨每天八点到档案室，翻旧案，做笔记，喝茶。老周每天在值班室里泡茉莉花茶，看电视，偶尔抬起头问一句“查到了吗”。秦墨说“还没”。老周说“不急”。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雪化了，又下了两场。腊月了，街上的人多了起来，超市里放著恭喜发財的歌。秦墨不喜欢听歌，他把车窗摇上来，把外面的声音隔在车外。
    2001年的案卷他翻了三天了。失踪者叫陈大伟，三十五岁，瓦工。2001年7月，在城西的一个工地上失踪。案卷只有两页纸：一份报案记录，一份失踪人员登记表。报案人是他的妻子，叫赵春梅。出警民警还是马建国。结论：“可能自己走的。”
    秦墨把案卷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夹著一张照片——工地现场的照片。照片已经褪色了，边角捲曲，摺痕处发白。陈大伟站在工地上，背后是一栋还没盖完的楼。楼只有框架，脚手架还搭著，塔吊在画面的右上角。秦墨把照片拿起来，对著光看。那栋楼的样子，他见过。
    他把照片放在桌上，从铁皮柜子里翻出恆远西城的案卷。恆远西城，2003年开工，2005年竣工。案卷里也有一张工地照片。他把两张照片並排放在桌上。左边的楼是2001年拍的，右边的楼是2003年拍的。不是同一栋楼，但是一个地方。背景的山是一样的，左边那张照片里的小山包，右边那张照片里已经被挖了一半。但山的轮廓没有变。
    秦墨把两张照片看了很久。2001年，恆远地產还没有成立。但那栋楼，已经在盖了。陈大伟失踪的那个工地，就是后来的恆远西城。
    他拿起手机，给沈牧之发了一条消息：“2001年，陈大伟在城西的一个工地上失踪。那个工地，就是后来的恆远西城。”
    沈牧之回覆：“恆远地產2002年才成立。2001年的工地，是谁的？”
    “一家叫『新城建设』的公司。2002年被恆远地產收购了。”
    “你查到了？”
    “查到了。新城建设，1998年註册，法人代表叫陈国栋。”
    秦墨的手指停在了屏幕上。陈国栋。恆远地產的老板。1998年，他就已经在做建筑了。不是从恆远开始的，是从新城建设开始的。恆远地產只是换了一个名字。
    他继续打字：“新城建设1998年到2002年，在城西有一个项目。就是后来的恆远西城。那个项目里，也有人失踪。”
    沈牧之沉默了一会儿。“你要去查新城建设？”
    “查。陈大伟的案子，还没有人告知。”
    “他的妻子赵春梅，还在吗？”
    “不知道。案卷上的地址是城东的一个棚户区，早拆了。”
    “我帮你查。”
    “好。”
    秦墨放下手机，把两张照片收好。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巷子里，那只黄白花的猫蹲在垃圾箱旁边，舔著爪子。阳光照在围墙上，把墙上的裂缝照得一清二楚。他看著那只猫，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回到桌前，打开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下了几行字：“新城建设，1998-2002。法人：陈国栋。项目：城西（后来的恆远西城）。失踪者：陈大伟，2001年7月。”
    他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里。下午，沈牧之的消息来了。
    “赵春梅查到了。她还活著，住在城北的一个养老院里。”
    “养老院？”
    “对。身体不好，走不动了。她儿子把她送进去的。”
    秦墨看著屏幕，想了很久。“地址发给我。”
    沈牧之把地址发过来了。城北，一家叫“夕阳红”的养老院。秦墨站起来，拿起车钥匙。他走出办公室，下了楼。老周在值班室里，看到他下来，抬起头。
    “又出去？”
    “嗯。去一趟养老院。”
    “找谁？”
    “陈大伟的妻子。”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2001年那个？”
    “对。”
    老周从抽屉里拿出一包饼乾，递给秦墨。“路上吃。”
    秦墨接过饼乾，装进口袋里。“谢谢。”
    他走出档案室，上了车。城北的养老院在郊区，开车要一个小时。路两边的树光禿禿的，枝干在天空中画出一张灰色的网。他把车停在养老院门口，走进去。养老院不大，一栋三层的白楼，院子里有几棵松树，树下放著几张长椅。
    他走到前台，问了赵春梅的房间。二楼，205。他上了楼，走到205门口。门开著，里面是一间单人房，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椅子。床上躺著一个女人，很瘦，头髮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她的眼睛闭著，呼吸很轻。
    秦墨敲了敲门。女人睁开眼睛，看著他。
    “赵春梅？”
    “我是。你是谁？”
    秦墨走到床边，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来。“我是秦墨。刑侦支队的。陈大伟的案子。”
    赵春梅的眼睛动了一下。她看著秦墨，看了很久。
    “查到了？”她的声音很轻。
    “查到了。”
    赵春梅沉默了一会儿。“他是不是回不来了？”
    “是。”
    “怎么死的？”
    “被人害的。”
    “谁？”
    “恆远地產的人。陈国栋、刘志强、赵德胜。还有警察马建国。”
    赵春梅闭上眼睛。她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秦墨坐在旁边，没有说话。过了很久，她睁开眼睛。
    “他在哪里？”
    “城西。后来的恆远西城，山下面的坑里。”
    赵春梅点了点头。“那个坑，我知道。他跟我说过。他说工地上有个坑，很深。他说『不知道要填什么东西进去』。第二天，他就没回来。”
    秦墨没有说话。
    “我等了他二十三年。”赵春梅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每年过年，我给他摆一副碗筷。每年清明，我给他烧纸。我跟他说话，跟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他不回答。我知道他回不来了。但我还是等。”
    她伸出手，握住了秦墨的手。她的手很瘦，骨节突出，皮肤上布满了老年斑。很凉。
    “秦警官，谢谢你。”
    秦墨握著她的手。“赵春梅，陈大伟的尸体——还没有找到。恆远西城的坑，没有挖。”
    赵春梅沉默了一会儿。“不挖了。让他留在那里吧。他盖的楼，他守著。”
    秦墨看著她。这句话，张桂兰也说过。她们等了二十年、二十三年，等来的不是丈夫的尸体，而是丈夫可以安息的地方。
    “赵春梅，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赵春梅摇了摇头。“没有了。知道了，就不等了。”
    秦墨轻轻把手抽出来，站起来。他走到门口，转过身。赵春梅已经闭上了眼睛，呼吸很轻，很慢，但比刚才稳了一些。
    他走出养老院，上了车。坐在驾驶座上，他没有立刻发动。他拿出笔记本，翻到陈大伟那一页。在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写上“已告知”。在“赵春梅”三个字旁边，写上了“她说，不挖了。让他留在那里。他盖的楼，他守著”。
    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窗外，天暗了。路灯亮起来，照著养老院的院子。松树在风中轻轻摇晃。
    他发动了车子，开回了档案室。老周在值班室里，看到他进来，把一杯茶推到柜檯上。
    “说了？”
    “说了。”
    “她怎么样？”
    “她说『知道了，就不等了』。”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又一个。”
    秦墨上了楼，坐在办公室里。他打开铁皮柜子，拿出方诚的铁盒子。他打开盒盖，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地图、照片、日记、纸条。他翻到最下面，找到了一张纸条。字跡是方诚的，写得很慢，一笔一画。
    “新城建设。1998-2002。陈国栋。城西项目。一个坑，很深。废料跟恆远的一样。也有一个人——陈大伟。我去过了。他还在下面。赵春梅在等他。不要告诉她。让她等。等她死了，他们就团聚了。”
    秦墨把纸条放回去，盖上盖子，锁进柜子。方诚知道。他查到了新城建设，查到了陈大伟，查到了赵春梅。他没有告诉她。他让她等。现在，秦墨告诉她了。她不用等了。她可以睡了。
    他拿起手机，给沈牧之发了一条消息：“陈大伟的妻子告知了。她说『知道了，就不等了』。”
    沈牧之回覆：“又一个等到了。”
    “对。又一个。”
    “你还查吗？”
    秦墨看著屏幕，想了很久。“查。1998年。新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也许还有人。”
    “1998年？那更不好查了。”
    “查得到就查。查不到——就记著。”
    沈牧之沉默了一会儿。“秦墨，你什么时候停？”
    秦墨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窗外，天黑了。路灯亮起来，照著围墙和巷子。那只黄白花的猫不在了，垃圾箱旁边空荡荡的。
    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最后一行字：“1998年。新城建设。第一个项目。也许还有人。”
    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关了灯，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很暗，他下了楼，走出档案室。院子里的槐树光禿禿的，枝干在夜风中轻轻摇晃。
    他上了车，发动引擎。开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黑猫在门口等著他。他打开门，猫蹭了蹭他的腿。他弯腰摸了摸它的头。
    “证据，”他说，“还有一个。1998年的。”
    黑猫叫了一声，跳上沙发。
    秦墨坐在沙发上，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他看著那行字——“1998年。新城建设。第一个项目。也许还有人。”他看了很久。然后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黑猫蜷缩在他腿边，发出咕嚕咕嚕的声音。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秦墨的呼吸渐渐变得均匀。他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秦墨到档案室的时候，老周在值班室里等他。
    “1998年的案卷，找到了。”
    秦墨的手指握紧了。“在哪里？”
    “在库房最里面。箱子底压著。”老周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柜檯上，“只有一份。报案记录。”
    秦墨打开信封。纸张已经脆了，边角一碰就碎。报案人叫刘秀英——不是王建国的妻子，是另一个刘秀英。报案內容：她丈夫叫张德明，在新城建设的工地上打工，1998年秋天失踪了。出警民警：马建国。结论：“可能自己走的。”
    秦墨看著那行字，看了很久。1998年，马建国刚当上警察。他第一个案子，就写了“可能自己走的”。他写了一辈子。
    “刘秀英还在吗？”秦墨问。
    老周摇了摇头。“查过了。2005年去世了。肺癌。”
    秦墨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刘秀英等了七年，没等到。她死了。她不知道丈夫在哪里，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不知道他永远回不来了。她死了。
    “那个坑呢？”秦墨问。
    “新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在城东。后来被恆远地產改成了仓库。2005年拆了，现在是一个停车场。”
    秦墨把案卷装进包里。“我去看看。”
    他走出档案室，上了车。城东，新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导航上找不到，他凭老周说的地址，在城东的老城区转了很久。最后，在一片新建的小区后面，找到了那个停车场。停车场不大，铺著水泥，停著几辆车。四周是围墙，围墙外面是居民楼。
    秦墨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他站在停车场中间，看著地面。水泥很厚，很硬，踩上去梆梆响。下面是什么？他不知道。方诚知道。他来过，他看到了。他没有挖。他说“让它留著”。秦墨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地面。水泥是凉的。他站起来，拍了张照片。
    他上了车，坐在驾驶座上。他拿出笔记本，翻到张德明那一页。在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写上“未告知。妻子已去世”。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窗外，阳光照在停车场上，把水泥地照得发白。几辆车停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没有人知道，下面埋著什么。
    他发动了车子，开回了档案室。老周在值班室里，看到他进来，把一杯茶推到柜檯上。
    “找到了？”
    “找到了。停车场。”
    “挖吗？”
    秦墨摇了摇头。“不挖了。方诚说得对。让它留著。”
    他上了楼，坐在办公室里。他打开铁皮柜子，拿出方诚的铁盒子。他翻到最下面，找到了最后一张纸条。字跡是方诚的，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像是在犹豫。
    “1998年。新城建设。第一个项目。城东。一个坑，很深。一个人，张德明。刘秀英在等他。我没有告诉她。让她等。她等不了多久了。等她死了，他们就团聚了。秦墨，如果你看到这张纸条，不要去找她了。她已经不在了。让她安息吧。”
    秦墨把纸条放回去，盖上盖子，锁进柜子。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最后一行字：“1998年。张德明。妻子已去世。方诚说，让她安息吧。”
    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窗外，天暗了。路灯亮起来，照著围墙和巷子。他看著窗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关了灯，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很暗。他下了楼，走出档案室。院子里的槐树光禿禿的，枝干在夜风中轻轻摇晃。
    他上了车，发动引擎。开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黑猫在门口等著他。他打开门，猫蹭了蹭他的腿。他弯腰摸了摸它的头。
    “证据，”他说，“查完了。”
    黑猫叫了一声，跳上沙发。
    秦墨坐在沙发上，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他翻到第一页，看著张志远的名字。然后他翻到最后一页，看著张德明的名字。从1998年到2024年，二十六年，十个项目，至少十个失踪的人。他一个一个地查，一个一个地告知。能告诉的，都告诉了。等不到的，也记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