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大会最后一天，通过了由德国代表团起草、各国共產党代表参与修改的《共產国际1928-1933年行动纲领》，即《柏林行动纲领》。核心內容如下：
    根本原则在於阶级斗爭的永恆性：
    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爭就不会停止，但其形式隨歷史条件变化而变化。
    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各国共產党应根据本国歷史、经济、文化条件，探索適合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国际主义的现实內涵：国际主义不仅体现为政治声援和武装支持，更体现为经济互助、经验共享、团结应对资本主义危机。
    当前各国的策略：
    已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德、苏、匈、北意等）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建设成就，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示范窗口。
    正在进行权力过渡的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则採取“双轨策略”，一方面在议会和政府內进行合法斗爭，另一方面在基层建立工农兵委员会体系，实质掌握社会资源。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產党则要区分情况：
    有民主传统的国家（美、英、北欧等）：
    通过工会、议会、市政选举扩大影响，爭取关键政策主导权。
    而在专制国家或殖民地国家则要继续准备武装斗爭，但同时注重根据地建设和经济工作。
    为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共產国际的会议通过了建立“国际社会主义危机应对委员会”的决议，总部设在柏林。
    国际社会主义危机应对委员会的工作內容是储备粮食、药品、技术资料等应急物资，制定接收资本主义国家失业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预案，准备在危机爆发时发起全球宣传攻势，进一步提升世界范围內无產阶级革命的影响力。
    在组织准备方面，扩建柏林社会主义学院，未来五年为各国培训1万名以上干部，重点课程：经济管理、合作社组织、社会福利制度、宣传技术。
    在国际工会运动方面，以柏林为中心，整合全球进步工会，力爭在五年內使受共產国际影响的工会会员从目前的2100万增加到5000万。
    宣传网络方面建立覆盖全球的无线电广播网，出版三十种语言的《社会主义建设》月刊，系统介绍各国经验。
    而经济互助机制则正式启动“中欧社会主义经济协作区”谈判，逐步实现德国、苏联、匈牙利、奥地利、北义大利、波兰（过渡中）的经济一体化。
    4月20日晚，闭幕式在会议中心广场举行。广场上聚集了来自柏林各地的五千多名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当韦格纳宣布大会圆满成功时，人群爆发出“国际歌”的合唱。
    韦格纳宣布大会圆满结束之后，广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国际歌”的合唱。五千人的歌声响彻柏林夜空，远处工厂的汽笛仿佛在伴奏。
    就在这时，德国摄影师汉斯·萨尔曼捕捉到了那个歷史性的画面：
    列寧坐在轮椅上，微微抬头看向远方夜空，眼神中既有对往昔革命岁月的追忆，也有对这条新道路的深沉思考。
    韦格纳站在列寧左前方半步，目光如炬地直视前方。
    托洛茨基站在列寧右侧稍后，双手交叉於胸前，表情严肃但开放。
    史达林站在更右侧后方，双手背在身后，微微侧头。
    这张被后世称为《柏林共识》的照片，在接下来的几天內登上了全球各大报纸的头版，但配文却因立场迥异：
    《泰晤士报》的標题充满警惕：
    “社会主义世界完成权力交接——柏林成为新大脑，莫斯科退居二线”。
    评论写道：“共產国际不再是莫斯科的传声筒，它在柏林变成了一个更务实、更灵活、因而也更危险的对手。”
    《真理报》的社论题为：
    “国际共运进入歷史新阶段”。文章强调：“柏林大会的成功是各国共產党独立自主与无產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德国《红旗报》的头版通栏標题则是：“从柏林出发，改变世界！”配发的社论写道：
    “韦格纳同志的演讲为国际共產主义运动指明了新方向——用更智慧、更持久、更深入的方式进行这场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斗爭。”
    大会结束后，韦格纳在人民委员会大楼召开了小范围会议，与会者只有列寧、施密特、托洛茨基等十余人。
    “同志们，”韦格纳开门见山，“公开的大会是为了统一思想，现在这个小会是要解决实际问题。
    根据我们的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可能在12到18个月內爆发。我们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也要抓住最好的机会。”
    他分发了一份绝密文件：《关於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预判与应对预案》。
    托洛茨基看完文件后第一个发言：
    “军事层面，苏联红军已经做好最坏准备。如果资本主义世界试图通过战爭摆脱危机，我们將让他们付出十倍代价。”
    东方同志补充：“在东方，我们將加速根据地建设。如果帝国主义因危机而放鬆对东方的控制，那將是我们发展的窗口期。”
    列寧只在最后说了几句：“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末日……也是社会主义的……黎明。但要小心……垂死的野兽……最危险。”
    他看向韦格纳：
    “卡尔……你肩上的担子……很重。”
    韦格纳郑重地点头：
    “列寧同志，只要德国的工人阶级还在，灯塔就不会灭。
    而且我们会努力让这束光照得更远——照到巴黎、照到伦敦、照到那些在危机中迷茫的千万工人心中。”
    会议在凌晨两点结束。韦格纳站在窗前，看著柏林的夜空。
    施密特走到他身边：“主席，您觉得我们能成功吗？”
    韦格纳没有立刻回答。他想起自己穿越前那个时空中，1929年的大萧条確实来了，但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准备好，错失良机；法西斯主义崛起，最终导致世界大战。
    但这一次，不一样了。
    “约翰，”
    韦格纳缓缓说，
    “我们可能正在书写人类歷史的转折点。资本主义用二百年建立了它的世界体系，而现在，这个体系的內爆已经开始。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废墟上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更公正、更理性、更人道的世界。”
    韦格纳转身，目光坚定：
    “这很难，也许我们会失败。但如果我们不尝试，人类就永远只能在这个循环危机、战爭、压迫的旧体系中打转。所以，无论多难，我们必须走下去。”
    窗外，东方的天际线开始泛白。
    新的一天即將开始，而一个新时代的序幕，也正在1928年柏林的这个春天，缓缓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