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就说过，我十分不喜欢在书里写题外话。但是还是得在这，向各位读者说声抱歉，因为留言区看的人实在太少了。本书不是要太监，因为已经和镜文学签约，不可能不写完，而是前阵子手严重受伤，连字都不能打。这次伤的十分严重，不单单伤筋动骨一百天，而是到了春节都还只能一指神功的打字，趁着连假，慢慢吞吞才把之前的存稿修改完，之后会尽量的发文，再次感谢忠诚的朋友继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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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屏当然不是单纯听从长辈团的建议就决定和国民政府妥协，这件事情在他们王家里的时空穿越小组成员内已经争论很久。
必须在中国内地找人合作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尤其是这个合作必须以稳定中国局势为第一优先，那能合作的对象就屈指可数了。王家当前的情况比原时空后来的两岸分治更加复杂，至少蒋家流亡到台湾之后，军政大权一统，能坚持汉贼不两立的两岸分治，但王绍屏不行。
一方面他还在国府兼着官职，另一方面他现有的领地比后世播迁台湾的蒋家更加复杂；有原属中国，但割给日本当殖民地的台湾；有曾经是中国朝贡体系的一员，但已经消逝在歷史潮流里的琉球独立王国；还有日本早年扩张的北海道领土，不知道是否曾经存在过的虾夷王国，但却已经被日本人同化的虾夷族。当然，夺自苏联的土地更大，不光光是取回因满清顢頇而丧失的土地，更有许多是帝俄时期，俄国人自行探索开发的土地。所以王绍屏目前光是要推动自由币的发行，就比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将旧台币换成新台币时的问题要复杂得很多。单单计算黄金储量，考虑法币、卢布、日圆和自由币四者之间的匯率比，定出合理的兑换比率就很麻烦，毕竟前三者都不像旧台币是被取代，而是仍在世上流通。
当然啦，如果说王绍屏不想这么麻烦，单单只想爽一把，最快的方法就是以机器生化王国为基础来统治全人类。机器及生化人想要快速消灭全地球所有政权，然后开始进行全人类洗脑，那是分分秒秒能做到的事，王绍屏立马就能够成为地球上，唯我独尊的独裁者。这样做，甚至有很高的机会，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科技，发明空间摺叠技术，完成时空穿越局的任务。说不定藉此，王绍屏还能发明时光机，可以回到自己的时代去。
完全以武力解决一切，这样要烦心的事情就少很多。不过，这个主张一开始被王绍屏否决了，他并不想成为全人类唯一的主宰，不仅听起来就像个大反派，最主要是这样一来，王绍屏觉得自己的未来将会变成称孤道寡的寂寥人生。试想全人类都成了他的应声虫，那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从廿二世纪来到这个时代，他已经感到非常孤寂，好不容易在这里交了几个好朋友，又有了亲戚…呃…，虽然都是乾的，喔…，是认的，可是认的乾爹乾妈，还是亲戚嘛！一旦把他们都被洗脑了，即便能够一呼百应，但亲人的关心变成无条件的服从…那就是百年孤寂了！
虽然王绍屏否决了机器生化王国成员们的这个提议，不过以夫人团为代表的机器生化人们一直都没放弃游说王绍屏，尤其是在他在和国府勾心斗角感到万般无奈或沮丧的时候，夫人们就开始阴魂不散地想说服他。直到黄潮生的到来…！
在夫人团纷纷怀孕后，当然大家也比较熟了。一次夫人团当着黄潮生的面，又开始重施故技，打算游说王绍屏重新考虑主宰地球的想法时，黄潮生以自己的辅导经验和穿越局的规定说服了夫人团认清事实：「我先说说九位夫人的想法和穿越局的规定有什么衝突吧！如果照你们的方法一搞，这个时空的地球人就脱离穿越局的管辖了，因为非人类主导的时空，就不是穿越局主导了。可能会有另一个机器生化世界的时空管理机构会接手，但是我的阶级太低，不知道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未知对于人类来说是最恐惧的事，即便机器生化人也一样，尤其一想到机器生化世界的机构可能会伤害王绍屏这个「纯人类」，夫人团就直接放弃了这个想法。
何况黄潮生继续火上加油的说：「而且你们太小看人类的潜能了，如果照你们的方法去做，不要说统治全人类了，就算用机器生化人统治全中国…，在我的辅导经验里，人类的反抗都是不会停止的，总会有从山窝里旮旮角落里冒出反抗军。不要以为科幻小说、电影里的故事都是假的，很多题材都是时空交错时的影像投射引发创作者的灵感，不论是反抗机器人，还是超级电脑，人类的潜能都是无限的…。」
「…到那个时候，光应付这些反抗，不要说你们还能专注时空摺叠技术，光是研发如何控制或屠杀人类的科技都来不及，科技树铁定会长歪了。更不用说洗脑之后，缺乏创造力的人类，又如何去发明时空折叠技术呢？这个技术是需要想像力的，听我的前辈说，穿越者只要建立专制的政体，通常都是发明不了这项技术的，最后他们的子孙也都被反抗者消灭殆尽…。」夫人们现在都怀孕了，她们虽然都是生化人，但是母爱还是天性。听到黄潮生用后代子孙来恐吓她们，立刻就决定，从此不再提起机械生化王国统治世界这件事。
选择和共党合作，来自台湾的王绍屏，不用黄潮生游说，他也不会选择这条路。光是什么三反五反、大鸣大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没完没了的内部斗争，以他的实力要活下来是没问题，但光要面对不停的内耗斗争，他就烦死了。先不说他就是大资本家、大军头，天生就会被斗争，重要的是按照歷史发展的轨跡证明，老百姓的幸福不可能是天天搞斗争，玩革命弄来的，何况在此之前，还得先把天下搞乱，大家才有造反的心情。现在日本都被打败了，谁来把天下搞乱呢？
不用黄潮生说服，王绍屏也不会接受和共党合作。不过，黄潮生仍然对于共党常常嗤之以鼻。有一次和王绍屏聊到共党的内耗发展，黄潮生嘲讽的说：「我以前是对共党不大了解，不过在穿越局任职后，倒是和海峡对岸那边长大的人有了不少接触，毕竟人家人多嘛！穿越的任务得找一些倒楣鬼…，喔！我不是说你啦！我是说得找一些和他成长时空合理脱节的人，也就是横死的或者合理失踪的…。反正穿越任务就是乱枪打鸟，人多好办事，虽然穿越古代，台湾人会闽南语有一定的优势，毕竟闽南语和古汉语发音相近，但整个台湾没几个人，都弄去穿越，就会出大事了。
所以只得到大陆多找几个人来训练囉，尤其是福建人。我曾经听一个歷经文革的傢伙跟我说，当时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竟然超过一百五十首。我就好奇啦，一样是独裁者，歌颂委员长的歌有几首？我找来找去只找到六首，两首是他活着的时候做的，分别是领袖颂，和改编第二版本的领袖万岁，但后来很少人唱，比反共抗俄歌推广的时间还短，据说是老蒋觉得面子上掛不住。之后，直到民国六十四年他死了之后，才又出现永怀领袖和两种版本的蒋公纪念歌。后来还有刘家昌作曲的最敬礼，不过这首歌在民国六十七年黄埔军魂的电影里被改写成遍地桃李，所以后来最敬礼比较少听人唱，大家只知道歌颂教官的遍地桃李。至于蒋公纪念歌，秦孝仪做的蒋公纪念歌因为是文言文，唱的人也不多，而我们那个年代唱过的版本，通常是在他冥诞那天才会应付唱唱，后来解严了，就完全消失匿踪…。但据说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竟然还变成军歌，真是够了…。
好、好…说重点，我的重点就是委员长的确如毛主席所说，线装书读得太多…，所以呢，『忍，忍不到无耻，狠，狠不到无情』，说难听一点，就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和他合作，整他的机会多，被他整到的可能性比较少。而且他自己打着民主招牌，想独裁也不敢明目张胆。我记得后来又遇到个死于六四的大陆人，他说：『我们都在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孰不知蒋氏王朝对民主发展才是真正的好！』我后来想一想，比照台湾后来的政治发展，这个人说的还真有点道理…。」
只要是在台湾歷经过民主发展歷程的傢伙，怎么可能和共党合作呢？耽误中国的发展时间不说，还白死几千万人！所以王绍屏唯一的选择就是延续中华民国的国运了。当然延续中华民国国运，也不见得要和南京合作，尤其是在台湾民主化之后，一般舆论和教科书上的内容都对老蒋不太友善，身为廿二世纪出生的王绍屏，当然也不可能对委员长有多亲密。只不过从现实上来考虑的话，假如直接反对国府统治，那他就得自己直接面对军阀。如果要平定军阀，那就是没完没了的内战…。虽然对王家来说，平息内战没那么困难，但怎么处理这些军阀头子呢？全杀光吗？那他们的家族呢？也全夷平吗？不要说廿二世纪了，光是在这个时代，就是骇人听闻的是大事件了，除了搞类似文革那种玩法，把年轻人都拉下水，让红卫兵去弄，才有可能。这也证明了，老毛还是比老蒋高明，搞得全中国天翻地覆，人家还能继续当「伟人」！不过，即便整人再怎么高明，单以王绍屏的信念来看，这样弄得天下大乱的作法，和他想要在中国平稳推行民主制度的想法，可是完全不一致了！
在台湾民主思想的薰陶下，王绍屏很明白的知道，中国大陆的民主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建立不起来，不是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台湾、新加坡、香港不就都行的通？遑论移民欧美的侨民，也不都是适应了？人多也不是问题，民主和人多不多没关係，人多可以落实地方自治，大不了採行联邦制就好。其主要原因还是在无论统治阶层或老百姓都没有心，要真正落实民主制度。统治者贪权，在野民眾缺乏承担公共事务的责任感。毕竟民主制度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制度，而非只有选举当中的投票行为而已。
老百姓缺乏民主概念，不单单是缺乏知识而已。知识可以教育，但习惯却得透过示范、探索彼此底线才能养成。而恰恰好，民主制度的建立，最重要的就是民主习惯的建立。什么是民主习惯呢？简单说，就是自由、责任和法律解决三种习惯。人身、财產、思想等基本自由不受侵犯是民主的基石，没有这些就没有独立人格，当然就谈不上民主。中国老百姓习惯表面顺从，背后干譙，根本不敢，也不愿意试探维护自由地法律底线在哪，尤其对官府更是如此，因此恶法良法一体遵守。
顺从就不会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官员更是理所当然地恣意而为。台湾的经验一开始就是老百姓敢反抗，当然也得政府真正落实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退让政策。知道老百姓能和平表达不满，之后，维护权益的概念才开始深入人心，无论是平头老百姓或是官员，才能形成一种「你抗议，我改进」民主习惯。不过政府的退让是另外一种由上而下建立民主制度的因素，得后面再说。
有了捍卫自身自由的概念，才会开始担负起公民的责任，从选举、参选到公民复决，在在都需要极大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不然选举就只是买票卖票横行的形式主义；参选就只是既得利益者分赃的游戏；公民复决根本不会通过，因为参与的人数永远低于门槛…。
台湾的法治一直遭人詬病，除了制度的问题之外，基本上是全民都没有建立起法律解决衝突的概念。美国人任何一件小事，包含邻居太吵，都可以上法庭。但华人就怕打官司，加上打官司成本过高，裁判费、律师费都贵的吓人，在台湾，没有十万台币以上的费用，根本打不起一场民事官司。政府更是推波助澜，不想方设法降低打官司门槛，却反其道而行推动调解制度。其实官司越打，老百姓会越理性，不会让小小衝突演变成像仇人一样，因为大家会习惯：「有衝突，法院见。」自然而然就不会把打官司视为一种报復，而是很理性的将它视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公平合理的仲裁方式。进而司法的威信才能建立，才能真正与行政和立法并行，达到三权分立的目的，不再视为是行政权的附庸。
由于缺乏这些民主习惯的基础，所以由下而上推动民主制度的基础不存在，因此想像美国一开始就建立较为先进地共和制的机会很渺茫。
如果要採取上而下的推动，就需要做到两件事，一是掌权者的忍让，或者说妥协；二是建立朝野非武装对话的习惯。前面的概念来自英国，英国王室对贵族和大资本家的退让，才让大宪章有机会通过。后面的概念则是以法国大革命作为反面的教材，法国就是朝野不同阵营的革命党人不断武装对抗，人们觉得不安定，才会让共和制度摇摇欲坠，让集权皇权能不断復辟。
政治制度通常是不断的演进，民主的歷程也是，想要靠革命就一次到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运气非常好的美国，刚开始建国的宪法也只有七条，不能说多完美。但即便靠着不断创造的宪法修正案来改进，最后还是打了一场南北战争，才让整个政治制度稳固下来。美国是如此，缺乏民主政治经验的中国如果缺乏妥协机制所形成的沟通对话管道，那又得打多久的内战呢？光是台湾从解严前，警察对示威群眾，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开始；整个街头运动的动盪、衝突，大概还是花了快十年，才逐渐变成嘉年华会式的假日街头游行示威。更何况现今中国，满山遍野都是有枪的草头王呢？
王绍屏孜孜不倦想要在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彻底落实民主制度的初衷，来自于他在刚到这个时代，看到衣不蔽体而且被日军追杀的董家村村民。他知道中国要强大，靠的是科学、经济和军事，但要长期让老百姓有饭吃，过上幸福的日子，却得靠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政治能不断反省，纠正制度上的缺失、政府行政的错误。其他制度，无论帝制、寡头，还是什么一党专政…，都完全做不到。要这些尝到权力滋味的傢伙，低头认错，修正他们的施政错误，那真的比登天还难。或许民主制度、议会政治效率比较低，但民间活力将会远远超过政府。小政府、大民眾，其实发展上的爆发力不会输给权力集中制。不过前提是，全民必须先习惯民主运作的方式，否则小政府将会被民间大资本家给控制，大民眾也会被资本家控制的媒体洗脑…，房价高升就是一个例子。政府不敢真正推动实价课税，媒体在高房价时代，还敢鼓吹台湾房价低于亚洲邻近各国，让屋主、建商都有了涨价的期待…。降低房价，办法很多，但国会没人敢立法，连复决都没民眾或团体愿意推动…，原因很简单，缺乏公民责任感，怕得罪人，给自己找麻烦。但其实民主政治就是利益妥协政治，有利益衝突，本来就很正常，但大家不习惯在议会、法院里谈，总是习惯动用檯面下的黑幕动作…。
台湾经验，让王绍屏总结出来三个建立民主制度的不二法门来实现他的理想，分别是时间、沟通练习和示范。特别是时间。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个别人类的生活，而政治是公眾的生活，内容不过是解决个体或群体之间的衝突或合作。茶米油盐酱醋茶需要天天有，衝突和合作也是天天发生，所以有人就将政治运作的制度称为游戏规则，意味着大家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才能把公眾生活过下去。称为规则，就不老是变来变去，必须能让人长期遵守，否则今天合法，明天取缔，那大家还怎么玩？台湾人可能不大熟悉，大陆同胞就清楚了，今天改革，明天反右，所有人徨徨不可终日，才有所谓「伟人」南巡定调。不过，民主制度不应该是靠某个人定调，靠得的是意见相左的眾人大家慢慢谈出结果。
任何人接触新的游戏，通常都得玩好几次，直到熟悉这款游戏为止，才能适应，才能玩好。所以改变政治制度，怎么可能朝夕革命就能成功呢？没实践过民主制度的人们，又怎么能一口咬定自己这群人不适合这个制度呢？无论什么新制度都需要全民一段时间的适应，一代人不行，那就两代人，直到习惯根深蒂固为止。
尤其民主制度，这个制度讲求的是忍让，忍什么？忍着脾气，在商谈的时候不会忍不住挥出愤怒的拳头；让什么？民主制度就不讲求包赢，而是双赢，必须双方都满意，最少也得不满意但能接受的达成基本共识。所以谈判协商的过程，寻求的是交换、妥协。凡事有捨才有得，如果要大家都听自己的，自己百分之百掌控一切，那就是专制独裁了。而其他人都将不满放在心中，即便一开始很有效率，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嘛！能不有效率吗？但其他人的不满累积到一个程度，恐怕不会让这个制度运行多久…。
基于这样的认知，王绍屏很清楚，如果不推动民主，自己现在努力的一切，即便使用武力振摄，能维持几代人，最后还是得灰飞烟灭。所以他才会想到运用「分省自治」作为对话沟通桥梁的主张，开始让各个政见不同的政治人物有一个和平对话的练习机会，以便让他们逐步养成民主妥协的习惯，不至于动輒拔枪相向。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不缺独裁者，但却缺乏一个强大的平衡、仲裁者，平衡各方武人，仲裁各地方纠纷，然后让民主思想与制度能逐步落实。而王绍屏决定扮演这样的角色，不单单因为他的根在海外，还有他的理念和坚持。
而他推动的这项制度有别于过去「联省自治」那种佔山为王，以地方势力利益优先，并相互勾结自保的概念。他的主张比较像是建立类似美国参议院模式的「联省会议」，以十年为期，暂时取代国会的地位。为什么要暂时取代国会呢？因为中国人还完全不了解国会存在的意义。国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代表着地方利益的折衝樽俎，以美国来说，无论是以州为单位派出人数相等的各州代表，还是以人口为基数进行选举的眾议员，都是以地方利益为出发点。参议院成立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代表州的利益，那么人口怎么代表地方利益呢？不要忘了，人口代表着地方行政区的层级，人口少叫村，稍大一点的叫乡，再大一点就称为镇，之后无论县、市都是以人口为基础，地域大小倒在其次。而眾议会的存在就是代表着地方行政区郡、区的利益，万一州和郡、区的利益不符，那么眾议员代表的就是更基层的民意。所以美国一开始的制度就很清楚，参议院代表着州利益，所以管外交、国防等联邦事务，而其他内政就交给眾议会。万一有重大事件，则必须通过参、眾两院的联合通过或否决。
而反观民国肇建，国会一开始就代表着南北两方的意志，但和地方利益完全无关，他们争执的是谁执政。国会最重要的是透过税收和立法来限制行政权无限扩张，但是民国初年的国会从来没有展现过这方面的力量，除了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与眾议院议员选举法，参眾两院国会自己并没有通过什么有力法律，更不要遑论什么税收了，能够审查预算案就是大总统或内阁的恩赐。三百一十二个政党最关心的就是选举总统、通过内阁人选。曹錕贿选之后，国会议员只代表个人(军阀)或政党利益已经昭然若揭，和地方民意已然脱节，即便孙中山成立非常国会，依然也是广州军政府的橡皮图章，代表着孙中山个人意志罢了。
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一下当初在王家内部讨论这个议案时的情况。当王绍屏侃侃而谈自己的构想，不经意提到民初的国会乱象，当初终止约法、解散国会，导致爆发南北护法战争的罪魁祸首段祺瑞听了之后，十分羞愧地说：「我当时还真不知道约法、国会对稳定国家有这么大的帮助，我就认为他们碍着我的事儿…，唉！真该怪我。」曹錕则是一脸笑嘻嘻地安慰他说：「亡羊补牢、亡羊补牢嘛！」没想到王绍屏马上又提到贿选一事凸显了国会议员只顾私利的一面，当时的当事人曹錕有点尷尬的摸着自己的大光头，扭扭捏捏地说：「这个…这个…曝露国会议员的阴暗面，这样我算不算有功呢？」眾人实在忍俊不住，纷纷哈哈大笑起来。冯玉祥终于找到机会欺负一下曹錕，于是语带讥讽地说：「亡羊补牢、亡羊补牢…。」吴佩孚也不甘寂寞地说：「当初你就没支持段老担任执政？」眼见脾气大的冯玉祥就要恼羞成怒，机灵的曾昭吉立刻打圆场的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即便你们在那个时候遇到台生，你们也不会相信他现在说的话，你们还是会照原来的方式去做，毕竟权力就像吸毒一样令人沉迷。不过，现在大家不就坐在一起，希望弥补过去犯得错误，重新为中国民主谋划吗？那么过去就让它变成我们的教训吧！知耻近乎勇，不是吗？」曾昭吉话一说完，现场掌过权的老先生都低头不语得思考了许久。接下来的气氛就融洽许多，让王绍屏才得以继续把自己的想法说完。
接着王绍屏继续指出，国会的威信本来就来自于地方实力派的支持，美国建国初年，州的权力大过于联邦政府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民国肇建之后，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实力派都不在乎国会，只把参眾两院当成自己的橡皮图章。军阀混战之后，有实力的军阀更是因为国会没有代表自己的国会议员，加上国会根本控制不了国政，以至于参眾两院尊严更是严重扫地。导致当地方之间有了衝突，最好的办法还是武力解决。
而王绍屏主张成立联省会议，就是重新把所有军阀纳入议会政治，尝试让地方实力派重新回到会议桌上来，让联省会议重新成为平等且能和平对话的平台。这样做，一方面是让大家放弃以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训练大家建立民主对话的习惯。这样的设计，或许在很多地方还是差强人意，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民主训练相较于国府的所谓一党训政，可算是集思广益、集体练习的初级民主制度了。他这个主张，最终当然获得当年「祸国殃民」的那些长辈们的一致赞同。或许是因为他们下了台之后，失去了权力，才能理性看待国家制度规划的重要性，而不是只汲汲于追求集中权力之后的运用吧？
除了对话机制的建立，王绍屏还力主统一的监督，毕竟满足了军阀利益，总不能苦了老百姓，而能贴近照顾老百姓的制度莫过于独立、而且强而有力的司法制度。对行政措施不满意，告！对地方恶法，认为违宪，告！除了民事诉讼，政治也是透过一系列的诉讼，才能逐步建立三权分立当中司法的威信。
除了针对事情不法的司法，还有对官员贪污腐化的监察，也列为王绍屏关注的焦点。所以他主张将监察、司法收归中央，让各地方势力不会为所欲为的压榨百姓。毕竟中国几千年以来，地方上家族势力所建立的乡党力量太大了，甚至能完全一手遮天。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还真能让地方割据变成阻碍民主发展的绊脚石。此外，这项做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维持一个在法律上大一统的局面，不至于让列强势力趁虚而入，运用地方势力谋取列强自身利益。当然监察、司法官员，还有执法人员的人选，还是得通过分省会议审查，以便于制衡南京以公谋私，天天对地方建设搞破坏。他相信，所有势力都有共识而同意的监察委员、司法官，尤其是要派到自己或别人地盘上的傢伙，虽然讨价还价是必然，但品格绝对不会差到哪去，不然大家就一起丢脸。即便不能说上绝对的铁面无私，至少一定比一党私心任命的好很多。
何况他打算把监察体系和专司起诉的刑事检查官都剥离开行政体系，让监察、检察一体，一是专职起诉官员，另一个是专攻刑事。但两者人员会互调，毕竟瀆职、贪污也是刑事案件。这样才不会像后世的监察委员，只能弹劾，却没办法将对方法办。
而且他还打算让司法、监察官员再加上罢免和任期制度，等于让地方上的百姓也参与到部分官员的任用上，也算是全民政治开端的一种练习。因为还没涉及到行政官员，地方反弹不会那么大。反正是罢免中央官吏嘛！干他们屁事呢？这样一来，阻力就小很多。提刑官在古代也算是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番薯的亲民官一类，公不公正，是否依法裁判，在一般老百姓心中还是有着一把尺在衡量。加上名义上是中央派来的，地方势力不在乎会不会被罢免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让人民可以大着胆子，去行使自己的权力。上下制衡，中间就產生空隙，民权才有可能在夹缝中获得初步伸张。
监察委员虽然只是监督地方官员，和老百姓没有直接关係，但总是涉及行政权的监督，也算是一种间接民主。王绍屏相信透过任期和在地居民连署罢免制度的设计，几次罢免大事件发生后，老百姓铁定会对选举罢免行政官员產生兴趣，那时完整民主制度的推动就算水到渠成了。当然，地方军阀为所欲为的末日也就到了。他们现在铁定没想到，原以为可以摆弄中央官员的设计，最后会变成自己的催命符。
王绍屏知道自己所有的构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能不能成功不知道。尤其单纯的诉讼、弹劾…等制度运作，并不一定能保证审判、裁决或罢免等结果的执行，所以真正要树立司法、监察，甚至选举罢免等威信的关键因素，在于强大的实力保证。尤其对于制止地方军阀以武装破坏和平、分省会议和中央威信等行动，他主张建立一个由各方势力提供兵员、警察建立的「国内维和部队」和「中央联合执法警队」，由分省会议来指挥，目的就是制止各方势力採取武装衝突，并彻底落实中央监察、司法的起诉和判决，来维持现有均势与和平局势。
整个设计能不能行得通，王绍屏完全没有底，但是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合作，那铁定会失败。所以王绍屏才会在张发奎第八集团军远征蒙古的事情上，採取主动退让的态度，释放自己对国民政府的善意。
不过王绍屏这样想，主导这件事的陈大部长可不见得这么好说话，他可是安排好一系列的政策规划，打算光明正大地取回中央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同时收到中央和台北远征蒙古命令的张发奎，完全不知道上层阶级这一系列无声地空中交手。自我感觉很幸福地，立刻命令第八集团军整装待发，准备出发到蒙古和自由联盟组成的联军会合，准备围攻蒙古首府库伦。而第十九集团军的薛岳只好乾瞪眼的留在淞沪收拾残局，震摄日军俘虏，一脸哀怨眼巴巴地看着张发奎意气风发地取代自己出征。
陈大部长的谋划，一开始就体现在第一道命令上。在命令里已经就给王绍屏偷偷下了绊子。他在中央的飭令上，特别註明：「第八集团军将依据中央战术规划，配合各路光復军独立作战。」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张发奎不是听从光復蒙古联军指挥部的命令，而是必须听从中央的指挥。
但张发奎根本不以为意，他心想：「南京距离蒙古库伦两千零廿四公里，让中央直接指挥？那不是瞎扯淡吗？」不过张发奎还真没想到，陈大部长的后手，还真能做到这一点。
陈部长不只对敌人够狠，对自己人也不软手，他首先直接把自己土木系的第十八军共计五个师给拆分了。理由是由于该军辖师太多，为便于指挥，于是将李明的第52师，陈时驥的第59师，拨归给新成立的第5军，另外将在南京换装成坦克师的关麟徵第25师也编入第五军，符合自由联盟最低要求的三三制。再让周至柔担任第五军军长，并以蒙古远征军后勤补给司令部补充军的名义，协助第八集团军后勤补给，目的就是打算控制第八集团军的补给，让张发奎俯首听令。听谁的令？当然就是听周至柔的命令，配合胡宗南第一军的行动，攻略蒙古西部，甚至率先攻克唐努屋梁海，取得漂亮的首功。
大家可能以为陈大部长异想天开，王家财大气粗，怎么可能让张发奎在后勤补给上受制于人？可是陈部长这次可是心思细密，在他的嫡系将领集思广益之下，事先就给王绍屏和自由联盟联军发去一封「中央军的粮餉自理」的电报。
接到这道命令，即便王绍屏心思简单，没有想到里面的文章，但长辈团们个个都可不是吃素的，一下子就看出其中的端倪。曹錕当场就笑起来了：「蒋志清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呢！」
段祺瑞紧跟着哈哈大笑的说：「这是想节制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呢！他就不怕把张发奎逼反了？」
吴佩孚则是紧皱的眉头说：「看破他们的手脚容易，但张发奎会从哪里进军是个麻烦，至少我们三个方面军，要谁来照顾张发奎呢？总不能让张发奎的士兵挨饿受冻、粮餉不济吧？」
冯玉祥笑着说：「吴子玉你想太多了，无论外东北或内东北，自由军都有能力快速空运运补。即便蒋志清让张发奎独立去打蒙古西部，我相信台生的人一定不会让张发奎吃亏的。」
吴佩孚看着其他人都微笑的点头，才勉强地点点头说：「的确，我还是停留在老式的军事思维，以台生的能力，即便要在全球同时打两场大战，应该也不成问题。」冯玉祥和吴佩孚在当时并没有想到，两人的发言后来还真的一语成讖，张发奎真的独自去打蒙古西部…，也不竟然…，因为还有周至柔的第五军和胡宗南的第一军。还不仅如此，当全球二次大战真正爆发后，自由军还真的在东西方两面作战，切切实实地取代了美国歷史上的地位…，这是后话。
最后还是王绍屏拍板，暂时同意中央的决定，到危急时再出手。理由就像杨钧所说的：「反正已经向中央示好了，总不能行百里半九十，在这种细节上和中央争论，那不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簣吗？」
其实王绍屏面对陈部长的谋划，最大的麻烦不在蒙古远征军上，而是在后来的新任命上。这个新任命，才让王家真正面临了一些选择上的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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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屏当然不是单纯听从长辈团的建议就决定和国民政府妥协，这件事情在他们王家里的时空穿越小组成员内已经争论很久。
必须在中国内地找人合作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尤其是这个合作必须以稳定中国局势为第一优先，那能合作的对象就屈指可数了。王家当前的情况比原时空后来的两岸分治更加复杂，至少蒋家流亡到台湾之后，军政大权一统，能坚持汉贼不两立的两岸分治，但王绍屏不行。
一方面他还在国府兼着官职，另一方面他现有的领地比后世播迁台湾的蒋家更加复杂；有原属中国，但割给日本当殖民地的台湾；有曾经是中国朝贡体系的一员，但已经消逝在歷史潮流里的琉球独立王国；还有日本早年扩张的北海道领土，不知道是否曾经存在过的虾夷王国，但却已经被日本人同化的虾夷族。当然，夺自苏联的土地更大，不光光是取回因满清顢頇而丧失的土地，更有许多是帝俄时期，俄国人自行探索开发的土地。所以王绍屏目前光是要推动自由币的发行，就比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将旧台币换成新台币时的问题要复杂得很多。单单计算黄金储量，考虑法币、卢布、日圆和自由币四者之间的匯率比，定出合理的兑换比率就很麻烦，毕竟前三者都不像旧台币是被取代，而是仍在世上流通。
当然啦，如果说王绍屏不想这么麻烦，单单只想爽一把，最快的方法就是以机器生化王国为基础来统治全人类。机器及生化人想要快速消灭全地球所有政权，然后开始进行全人类洗脑，那是分分秒秒能做到的事，王绍屏立马就能够成为地球上，唯我独尊的独裁者。这样做，甚至有很高的机会，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科技，发明空间摺叠技术，完成时空穿越局的任务。说不定藉此，王绍屏还能发明时光机，可以回到自己的时代去。
完全以武力解决一切，这样要烦心的事情就少很多。不过，这个主张一开始被王绍屏否决了，他并不想成为全人类唯一的主宰，不仅听起来就像个大反派，最主要是这样一来，王绍屏觉得自己的未来将会变成称孤道寡的寂寥人生。试想全人类都成了他的应声虫，那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从廿二世纪来到这个时代，他已经感到非常孤寂，好不容易在这里交了几个好朋友，又有了亲戚…呃…，虽然都是乾的，喔…，是认的，可是认的乾爹乾妈，还是亲戚嘛！一旦把他们都被洗脑了，即便能够一呼百应，但亲人的关心变成无条件的服从…那就是百年孤寂了！
虽然王绍屏否决了机器生化王国成员们的这个提议，不过以夫人团为代表的机器生化人们一直都没放弃游说王绍屏，尤其是在他在和国府勾心斗角感到万般无奈或沮丧的时候，夫人们就开始阴魂不散地想说服他。直到黄潮生的到来…！
在夫人团纷纷怀孕后，当然大家也比较熟了。一次夫人团当着黄潮生的面，又开始重施故技，打算游说王绍屏重新考虑主宰地球的想法时，黄潮生以自己的辅导经验和穿越局的规定说服了夫人团认清事实：「我先说说九位夫人的想法和穿越局的规定有什么衝突吧！如果照你们的方法一搞，这个时空的地球人就脱离穿越局的管辖了，因为非人类主导的时空，就不是穿越局主导了。可能会有另一个机器生化世界的时空管理机构会接手，但是我的阶级太低，不知道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未知对于人类来说是最恐惧的事，即便机器生化人也一样，尤其一想到机器生化世界的机构可能会伤害王绍屏这个「纯人类」，夫人团就直接放弃了这个想法。
何况黄潮生继续火上加油的说：「而且你们太小看人类的潜能了，如果照你们的方法去做，不要说统治全人类了，就算用机器生化人统治全中国…，在我的辅导经验里，人类的反抗都是不会停止的，总会有从山窝里旮旮角落里冒出反抗军。不要以为科幻小说、电影里的故事都是假的，很多题材都是时空交错时的影像投射引发创作者的灵感，不论是反抗机器人，还是超级电脑，人类的潜能都是无限的…。」
「…到那个时候，光应付这些反抗，不要说你们还能专注时空摺叠技术，光是研发如何控制或屠杀人类的科技都来不及，科技树铁定会长歪了。更不用说洗脑之后，缺乏创造力的人类，又如何去发明时空折叠技术呢？这个技术是需要想像力的，听我的前辈说，穿越者只要建立专制的政体，通常都是发明不了这项技术的，最后他们的子孙也都被反抗者消灭殆尽…。」夫人们现在都怀孕了，她们虽然都是生化人，但是母爱还是天性。听到黄潮生用后代子孙来恐吓她们，立刻就决定，从此不再提起机械生化王国统治世界这件事。
选择和共党合作，来自台湾的王绍屏，不用黄潮生游说，他也不会选择这条路。光是什么三反五反、大鸣大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没完没了的内部斗争，以他的实力要活下来是没问题，但光要面对不停的内耗斗争，他就烦死了。先不说他就是大资本家、大军头，天生就会被斗争，重要的是按照歷史发展的轨跡证明，老百姓的幸福不可能是天天搞斗争，玩革命弄来的，何况在此之前，还得先把天下搞乱，大家才有造反的心情。现在日本都被打败了，谁来把天下搞乱呢？
不用黄潮生说服，王绍屏也不会接受和共党合作。不过，黄潮生仍然对于共党常常嗤之以鼻。有一次和王绍屏聊到共党的内耗发展，黄潮生嘲讽的说：「我以前是对共党不大了解，不过在穿越局任职后，倒是和海峡对岸那边长大的人有了不少接触，毕竟人家人多嘛！穿越的任务得找一些倒楣鬼…，喔！我不是说你啦！我是说得找一些和他成长时空合理脱节的人，也就是横死的或者合理失踪的…。反正穿越任务就是乱枪打鸟，人多好办事，虽然穿越古代，台湾人会闽南语有一定的优势，毕竟闽南语和古汉语发音相近，但整个台湾没几个人，都弄去穿越，就会出大事了。
所以只得到大陆多找几个人来训练囉，尤其是福建人。我曾经听一个歷经文革的傢伙跟我说，当时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竟然超过一百五十首。我就好奇啦，一样是独裁者，歌颂委员长的歌有几首？我找来找去只找到六首，两首是他活着的时候做的，分别是领袖颂，和改编第二版本的领袖万岁，但后来很少人唱，比反共抗俄歌推广的时间还短，据说是老蒋觉得面子上掛不住。之后，直到民国六十四年他死了之后，才又出现永怀领袖和两种版本的蒋公纪念歌。后来还有刘家昌作曲的最敬礼，不过这首歌在民国六十七年黄埔军魂的电影里被改写成遍地桃李，所以后来最敬礼比较少听人唱，大家只知道歌颂教官的遍地桃李。至于蒋公纪念歌，秦孝仪做的蒋公纪念歌因为是文言文，唱的人也不多，而我们那个年代唱过的版本，通常是在他冥诞那天才会应付唱唱，后来解严了，就完全消失匿踪…。但据说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竟然还变成军歌，真是够了…。
好、好…说重点，我的重点就是委员长的确如毛主席所说，线装书读得太多…，所以呢，『忍，忍不到无耻，狠，狠不到无情』，说难听一点，就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和他合作，整他的机会多，被他整到的可能性比较少。而且他自己打着民主招牌，想独裁也不敢明目张胆。我记得后来又遇到个死于六四的大陆人，他说：『我们都在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孰不知蒋氏王朝对民主发展才是真正的好！』我后来想一想，比照台湾后来的政治发展，这个人说的还真有点道理…。」
只要是在台湾歷经过民主发展歷程的傢伙，怎么可能和共党合作呢？耽误中国的发展时间不说，还白死几千万人！所以王绍屏唯一的选择就是延续中华民国的国运了。当然延续中华民国国运，也不见得要和南京合作，尤其是在台湾民主化之后，一般舆论和教科书上的内容都对老蒋不太友善，身为廿二世纪出生的王绍屏，当然也不可能对委员长有多亲密。只不过从现实上来考虑的话，假如直接反对国府统治，那他就得自己直接面对军阀。如果要平定军阀，那就是没完没了的内战…。虽然对王家来说，平息内战没那么困难，但怎么处理这些军阀头子呢？全杀光吗？那他们的家族呢？也全夷平吗？不要说廿二世纪了，光是在这个时代，就是骇人听闻的是大事件了，除了搞类似文革那种玩法，把年轻人都拉下水，让红卫兵去弄，才有可能。这也证明了，老毛还是比老蒋高明，搞得全中国天翻地覆，人家还能继续当「伟人」！不过，即便整人再怎么高明，单以王绍屏的信念来看，这样弄得天下大乱的作法，和他想要在中国平稳推行民主制度的想法，可是完全不一致了！
在台湾民主思想的薰陶下，王绍屏很明白的知道，中国大陆的民主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建立不起来，不是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台湾、新加坡、香港不就都行的通？遑论移民欧美的侨民，也不都是适应了？人多也不是问题，民主和人多不多没关係，人多可以落实地方自治，大不了採行联邦制就好。其主要原因还是在无论统治阶层或老百姓都没有心，要真正落实民主制度。统治者贪权，在野民眾缺乏承担公共事务的责任感。毕竟民主制度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制度，而非只有选举当中的投票行为而已。
老百姓缺乏民主概念，不单单是缺乏知识而已。知识可以教育，但习惯却得透过示范、探索彼此底线才能养成。而恰恰好，民主制度的建立，最重要的就是民主习惯的建立。什么是民主习惯呢？简单说，就是自由、责任和法律解决三种习惯。人身、财產、思想等基本自由不受侵犯是民主的基石，没有这些就没有独立人格，当然就谈不上民主。中国老百姓习惯表面顺从，背后干譙，根本不敢，也不愿意试探维护自由地法律底线在哪，尤其对官府更是如此，因此恶法良法一体遵守。
顺从就不会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官员更是理所当然地恣意而为。台湾的经验一开始就是老百姓敢反抗，当然也得政府真正落实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退让政策。知道老百姓能和平表达不满，之后，维护权益的概念才开始深入人心，无论是平头老百姓或是官员，才能形成一种「你抗议，我改进」民主习惯。不过政府的退让是另外一种由上而下建立民主制度的因素，得后面再说。
有了捍卫自身自由的概念，才会开始担负起公民的责任，从选举、参选到公民复决，在在都需要极大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不然选举就只是买票卖票横行的形式主义；参选就只是既得利益者分赃的游戏；公民复决根本不会通过，因为参与的人数永远低于门槛…。
台湾的法治一直遭人詬病，除了制度的问题之外，基本上是全民都没有建立起法律解决衝突的概念。美国人任何一件小事，包含邻居太吵，都可以上法庭。但华人就怕打官司，加上打官司成本过高，裁判费、律师费都贵的吓人，在台湾，没有十万台币以上的费用，根本打不起一场民事官司。政府更是推波助澜，不想方设法降低打官司门槛，却反其道而行推动调解制度。其实官司越打，老百姓会越理性，不会让小小衝突演变成像仇人一样，因为大家会习惯：「有衝突，法院见。」自然而然就不会把打官司视为一种报復，而是很理性的将它视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公平合理的仲裁方式。进而司法的威信才能建立，才能真正与行政和立法并行，达到三权分立的目的，不再视为是行政权的附庸。
由于缺乏这些民主习惯的基础，所以由下而上推动民主制度的基础不存在，因此想像美国一开始就建立较为先进地共和制的机会很渺茫。
如果要採取上而下的推动，就需要做到两件事，一是掌权者的忍让，或者说妥协；二是建立朝野非武装对话的习惯。前面的概念来自英国，英国王室对贵族和大资本家的退让，才让大宪章有机会通过。后面的概念则是以法国大革命作为反面的教材，法国就是朝野不同阵营的革命党人不断武装对抗，人们觉得不安定，才会让共和制度摇摇欲坠，让集权皇权能不断復辟。
政治制度通常是不断的演进，民主的歷程也是，想要靠革命就一次到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运气非常好的美国，刚开始建国的宪法也只有七条，不能说多完美。但即便靠着不断创造的宪法修正案来改进，最后还是打了一场南北战争，才让整个政治制度稳固下来。美国是如此，缺乏民主政治经验的中国如果缺乏妥协机制所形成的沟通对话管道，那又得打多久的内战呢？光是台湾从解严前，警察对示威群眾，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开始；整个街头运动的动盪、衝突，大概还是花了快十年，才逐渐变成嘉年华会式的假日街头游行示威。更何况现今中国，满山遍野都是有枪的草头王呢？
王绍屏孜孜不倦想要在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彻底落实民主制度的初衷，来自于他在刚到这个时代，看到衣不蔽体而且被日军追杀的董家村村民。他知道中国要强大，靠的是科学、经济和军事，但要长期让老百姓有饭吃，过上幸福的日子，却得靠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政治能不断反省，纠正制度上的缺失、政府行政的错误。其他制度，无论帝制、寡头，还是什么一党专政…，都完全做不到。要这些尝到权力滋味的傢伙，低头认错，修正他们的施政错误，那真的比登天还难。或许民主制度、议会政治效率比较低，但民间活力将会远远超过政府。小政府、大民眾，其实发展上的爆发力不会输给权力集中制。不过前提是，全民必须先习惯民主运作的方式，否则小政府将会被民间大资本家给控制，大民眾也会被资本家控制的媒体洗脑…，房价高升就是一个例子。政府不敢真正推动实价课税，媒体在高房价时代，还敢鼓吹台湾房价低于亚洲邻近各国，让屋主、建商都有了涨价的期待…。降低房价，办法很多，但国会没人敢立法，连复决都没民眾或团体愿意推动…，原因很简单，缺乏公民责任感，怕得罪人，给自己找麻烦。但其实民主政治就是利益妥协政治，有利益衝突，本来就很正常，但大家不习惯在议会、法院里谈，总是习惯动用檯面下的黑幕动作…。
台湾经验，让王绍屏总结出来三个建立民主制度的不二法门来实现他的理想，分别是时间、沟通练习和示范。特别是时间。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个别人类的生活，而政治是公眾的生活，内容不过是解决个体或群体之间的衝突或合作。茶米油盐酱醋茶需要天天有，衝突和合作也是天天发生，所以有人就将政治运作的制度称为游戏规则，意味着大家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才能把公眾生活过下去。称为规则，就不老是变来变去，必须能让人长期遵守，否则今天合法，明天取缔，那大家还怎么玩？台湾人可能不大熟悉，大陆同胞就清楚了，今天改革，明天反右，所有人徨徨不可终日，才有所谓「伟人」南巡定调。不过，民主制度不应该是靠某个人定调，靠得的是意见相左的眾人大家慢慢谈出结果。
任何人接触新的游戏，通常都得玩好几次，直到熟悉这款游戏为止，才能适应，才能玩好。所以改变政治制度，怎么可能朝夕革命就能成功呢？没实践过民主制度的人们，又怎么能一口咬定自己这群人不适合这个制度呢？无论什么新制度都需要全民一段时间的适应，一代人不行，那就两代人，直到习惯根深蒂固为止。
尤其民主制度，这个制度讲求的是忍让，忍什么？忍着脾气，在商谈的时候不会忍不住挥出愤怒的拳头；让什么？民主制度就不讲求包赢，而是双赢，必须双方都满意，最少也得不满意但能接受的达成基本共识。所以谈判协商的过程，寻求的是交换、妥协。凡事有捨才有得，如果要大家都听自己的，自己百分之百掌控一切，那就是专制独裁了。而其他人都将不满放在心中，即便一开始很有效率，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嘛！能不有效率吗？但其他人的不满累积到一个程度，恐怕不会让这个制度运行多久…。
基于这样的认知，王绍屏很清楚，如果不推动民主，自己现在努力的一切，即便使用武力振摄，能维持几代人，最后还是得灰飞烟灭。所以他才会想到运用「分省自治」作为对话沟通桥梁的主张，开始让各个政见不同的政治人物有一个和平对话的练习机会，以便让他们逐步养成民主妥协的习惯，不至于动輒拔枪相向。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不缺独裁者，但却缺乏一个强大的平衡、仲裁者，平衡各方武人，仲裁各地方纠纷，然后让民主思想与制度能逐步落实。而王绍屏决定扮演这样的角色，不单单因为他的根在海外，还有他的理念和坚持。
而他推动的这项制度有别于过去「联省自治」那种佔山为王，以地方势力利益优先，并相互勾结自保的概念。他的主张比较像是建立类似美国参议院模式的「联省会议」，以十年为期，暂时取代国会的地位。为什么要暂时取代国会呢？因为中国人还完全不了解国会存在的意义。国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代表着地方利益的折衝樽俎，以美国来说，无论是以州为单位派出人数相等的各州代表，还是以人口为基数进行选举的眾议员，都是以地方利益为出发点。参议院成立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代表州的利益，那么人口怎么代表地方利益呢？不要忘了，人口代表着地方行政区的层级，人口少叫村，稍大一点的叫乡，再大一点就称为镇，之后无论县、市都是以人口为基础，地域大小倒在其次。而眾议会的存在就是代表着地方行政区郡、区的利益，万一州和郡、区的利益不符，那么眾议员代表的就是更基层的民意。所以美国一开始的制度就很清楚，参议院代表着州利益，所以管外交、国防等联邦事务，而其他内政就交给眾议会。万一有重大事件，则必须通过参、眾两院的联合通过或否决。
而反观民国肇建，国会一开始就代表着南北两方的意志，但和地方利益完全无关，他们争执的是谁执政。国会最重要的是透过税收和立法来限制行政权无限扩张，但是民国初年的国会从来没有展现过这方面的力量，除了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与眾议院议员选举法，参眾两院国会自己并没有通过什么有力法律，更不要遑论什么税收了，能够审查预算案就是大总统或内阁的恩赐。三百一十二个政党最关心的就是选举总统、通过内阁人选。曹錕贿选之后，国会议员只代表个人(军阀)或政党利益已经昭然若揭，和地方民意已然脱节，即便孙中山成立非常国会，依然也是广州军政府的橡皮图章，代表着孙中山个人意志罢了。
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一下当初在王家内部讨论这个议案时的情况。当王绍屏侃侃而谈自己的构想，不经意提到民初的国会乱象，当初终止约法、解散国会，导致爆发南北护法战争的罪魁祸首段祺瑞听了之后，十分羞愧地说：「我当时还真不知道约法、国会对稳定国家有这么大的帮助，我就认为他们碍着我的事儿…，唉！真该怪我。」曹錕则是一脸笑嘻嘻地安慰他说：「亡羊补牢、亡羊补牢嘛！」没想到王绍屏马上又提到贿选一事凸显了国会议员只顾私利的一面，当时的当事人曹錕有点尷尬的摸着自己的大光头，扭扭捏捏地说：「这个…这个…曝露国会议员的阴暗面，这样我算不算有功呢？」眾人实在忍俊不住，纷纷哈哈大笑起来。冯玉祥终于找到机会欺负一下曹錕，于是语带讥讽地说：「亡羊补牢、亡羊补牢…。」吴佩孚也不甘寂寞地说：「当初你就没支持段老担任执政？」眼见脾气大的冯玉祥就要恼羞成怒，机灵的曾昭吉立刻打圆场的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即便你们在那个时候遇到台生，你们也不会相信他现在说的话，你们还是会照原来的方式去做，毕竟权力就像吸毒一样令人沉迷。不过，现在大家不就坐在一起，希望弥补过去犯得错误，重新为中国民主谋划吗？那么过去就让它变成我们的教训吧！知耻近乎勇，不是吗？」曾昭吉话一说完，现场掌过权的老先生都低头不语得思考了许久。接下来的气氛就融洽许多，让王绍屏才得以继续把自己的想法说完。
接着王绍屏继续指出，国会的威信本来就来自于地方实力派的支持，美国建国初年，州的权力大过于联邦政府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民国肇建之后，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实力派都不在乎国会，只把参眾两院当成自己的橡皮图章。军阀混战之后，有实力的军阀更是因为国会没有代表自己的国会议员，加上国会根本控制不了国政，以至于参眾两院尊严更是严重扫地。导致当地方之间有了衝突，最好的办法还是武力解决。
而王绍屏主张成立联省会议，就是重新把所有军阀纳入议会政治，尝试让地方实力派重新回到会议桌上来，让联省会议重新成为平等且能和平对话的平台。这样做，一方面是让大家放弃以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训练大家建立民主对话的习惯。这样的设计，或许在很多地方还是差强人意，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民主训练相较于国府的所谓一党训政，可算是集思广益、集体练习的初级民主制度了。他这个主张，最终当然获得当年「祸国殃民」的那些长辈们的一致赞同。或许是因为他们下了台之后，失去了权力，才能理性看待国家制度规划的重要性，而不是只汲汲于追求集中权力之后的运用吧？
除了对话机制的建立，王绍屏还力主统一的监督，毕竟满足了军阀利益，总不能苦了老百姓，而能贴近照顾老百姓的制度莫过于独立、而且强而有力的司法制度。对行政措施不满意，告！对地方恶法，认为违宪，告！除了民事诉讼，政治也是透过一系列的诉讼，才能逐步建立三权分立当中司法的威信。
除了针对事情不法的司法，还有对官员贪污腐化的监察，也列为王绍屏关注的焦点。所以他主张将监察、司法收归中央，让各地方势力不会为所欲为的压榨百姓。毕竟中国几千年以来，地方上家族势力所建立的乡党力量太大了，甚至能完全一手遮天。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还真能让地方割据变成阻碍民主发展的绊脚石。此外，这项做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维持一个在法律上大一统的局面，不至于让列强势力趁虚而入，运用地方势力谋取列强自身利益。当然监察、司法官员，还有执法人员的人选，还是得通过分省会议审查，以便于制衡南京以公谋私，天天对地方建设搞破坏。他相信，所有势力都有共识而同意的监察委员、司法官，尤其是要派到自己或别人地盘上的傢伙，虽然讨价还价是必然，但品格绝对不会差到哪去，不然大家就一起丢脸。即便不能说上绝对的铁面无私，至少一定比一党私心任命的好很多。
何况他打算把监察体系和专司起诉的刑事检查官都剥离开行政体系，让监察、检察一体，一是专职起诉官员，另一个是专攻刑事。但两者人员会互调，毕竟瀆职、贪污也是刑事案件。这样才不会像后世的监察委员，只能弹劾，却没办法将对方法办。
而且他还打算让司法、监察官员再加上罢免和任期制度，等于让地方上的百姓也参与到部分官员的任用上，也算是全民政治开端的一种练习。因为还没涉及到行政官员，地方反弹不会那么大。反正是罢免中央官吏嘛！干他们屁事呢？这样一来，阻力就小很多。提刑官在古代也算是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番薯的亲民官一类，公不公正，是否依法裁判，在一般老百姓心中还是有着一把尺在衡量。加上名义上是中央派来的，地方势力不在乎会不会被罢免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让人民可以大着胆子，去行使自己的权力。上下制衡，中间就產生空隙，民权才有可能在夹缝中获得初步伸张。
监察委员虽然只是监督地方官员，和老百姓没有直接关係，但总是涉及行政权的监督，也算是一种间接民主。王绍屏相信透过任期和在地居民连署罢免制度的设计，几次罢免大事件发生后，老百姓铁定会对选举罢免行政官员產生兴趣，那时完整民主制度的推动就算水到渠成了。当然，地方军阀为所欲为的末日也就到了。他们现在铁定没想到，原以为可以摆弄中央官员的设计，最后会变成自己的催命符。
王绍屏知道自己所有的构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能不能成功不知道。尤其单纯的诉讼、弹劾…等制度运作，并不一定能保证审判、裁决或罢免等结果的执行，所以真正要树立司法、监察，甚至选举罢免等威信的关键因素，在于强大的实力保证。尤其对于制止地方军阀以武装破坏和平、分省会议和中央威信等行动，他主张建立一个由各方势力提供兵员、警察建立的「国内维和部队」和「中央联合执法警队」，由分省会议来指挥，目的就是制止各方势力採取武装衝突，并彻底落实中央监察、司法的起诉和判决，来维持现有均势与和平局势。
整个设计能不能行得通，王绍屏完全没有底，但是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合作，那铁定会失败。所以王绍屏才会在张发奎第八集团军远征蒙古的事情上，採取主动退让的态度，释放自己对国民政府的善意。
不过王绍屏这样想，主导这件事的陈大部长可不见得这么好说话，他可是安排好一系列的政策规划，打算光明正大地取回中央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同时收到中央和台北远征蒙古命令的张发奎，完全不知道上层阶级这一系列无声地空中交手。自我感觉很幸福地，立刻命令第八集团军整装待发，准备出发到蒙古和自由联盟组成的联军会合，准备围攻蒙古首府库伦。而第十九集团军的薛岳只好乾瞪眼的留在淞沪收拾残局，震摄日军俘虏，一脸哀怨眼巴巴地看着张发奎意气风发地取代自己出征。
陈大部长的谋划，一开始就体现在第一道命令上。在命令里已经就给王绍屏偷偷下了绊子。他在中央的飭令上，特别註明：「第八集团军将依据中央战术规划，配合各路光復军独立作战。」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张发奎不是听从光復蒙古联军指挥部的命令，而是必须听从中央的指挥。
但张发奎根本不以为意，他心想：「南京距离蒙古库伦两千零廿四公里，让中央直接指挥？那不是瞎扯淡吗？」不过张发奎还真没想到，陈大部长的后手，还真能做到这一点。
陈部长不只对敌人够狠，对自己人也不软手，他首先直接把自己土木系的第十八军共计五个师给拆分了。理由是由于该军辖师太多，为便于指挥，于是将李明的第52师，陈时驥的第59师，拨归给新成立的第5军，另外将在南京换装成坦克师的关麟徵第25师也编入第五军，符合自由联盟最低要求的三三制。再让周至柔担任第五军军长，并以蒙古远征军后勤补给司令部补充军的名义，协助第八集团军后勤补给，目的就是打算控制第八集团军的补给，让张发奎俯首听令。听谁的令？当然就是听周至柔的命令，配合胡宗南第一军的行动，攻略蒙古西部，甚至率先攻克唐努屋梁海，取得漂亮的首功。
大家可能以为陈大部长异想天开，王家财大气粗，怎么可能让张发奎在后勤补给上受制于人？可是陈部长这次可是心思细密，在他的嫡系将领集思广益之下，事先就给王绍屏和自由联盟联军发去一封「中央军的粮餉自理」的电报。
接到这道命令，即便王绍屏心思简单，没有想到里面的文章，但长辈团们个个都可不是吃素的，一下子就看出其中的端倪。曹錕当场就笑起来了：「蒋志清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呢！」
段祺瑞紧跟着哈哈大笑的说：「这是想节制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呢！他就不怕把张发奎逼反了？」
吴佩孚则是紧皱的眉头说：「看破他们的手脚容易，但张发奎会从哪里进军是个麻烦，至少我们三个方面军，要谁来照顾张发奎呢？总不能让张发奎的士兵挨饿受冻、粮餉不济吧？」
冯玉祥笑着说：「吴子玉你想太多了，无论外东北或内东北，自由军都有能力快速空运运补。即便蒋志清让张发奎独立去打蒙古西部，我相信台生的人一定不会让张发奎吃亏的。」
吴佩孚看着其他人都微笑的点头，才勉强地点点头说：「的确，我还是停留在老式的军事思维，以台生的能力，即便要在全球同时打两场大战，应该也不成问题。」冯玉祥和吴佩孚在当时并没有想到，两人的发言后来还真的一语成讖，张发奎真的独自去打蒙古西部…，也不竟然…，因为还有周至柔的第五军和胡宗南的第一军。还不仅如此，当全球二次大战真正爆发后，自由军还真的在东西方两面作战，切切实实地取代了美国歷史上的地位…，这是后话。
最后还是王绍屏拍板，暂时同意中央的决定，到危急时再出手。理由就像杨钧所说的：「反正已经向中央示好了，总不能行百里半九十，在这种细节上和中央争论，那不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簣吗？」
其实王绍屏面对陈部长的谋划，最大的麻烦不在蒙古远征军上，而是在后来的新任命上。这个新任命，才让王家真正面临了一些选择上的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