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事实归事实，问题归问题。
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
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说：“你们先谈着，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说完他就出去了。
一刻钟以后，冯世宽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
这是“终审判决”。大家都再不言语了。
常委会决定：立刻通知石圪节公社，坚决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行，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四章
一九七八年初，临近春节的时候，原西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因为领导原西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显著成绩，被提拔到了黄原地区，任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与此同时，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也被调回了地区，另行分配工作。本来，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准备把这位他很不满意的人，调到地区防疫站去任副主任，但地区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主任呼正文提出不同意见。呼副主任指出，把一位很有能力的同志这样使用显然是不适当的，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其他几位地区常委也都支持老呼的看法。苗凯只好不再坚持把田福军打发到防疫站。但他暂时也不准备安排田福军的工作，指示组织部门把他调回地区浮存一段时间再考虑任用。
这样，三把手李登云同志就擢升为原西县的一把手了。这个任用在原西县的干部们中间引起一片哗然。当然，冯世宽的提升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大家没想到，竟然不是田福军，而是李登云接替冯世宽任了原西县革委会的主任。大部分干部认为，论水平，论作风，论品质，不管论什么，田福军都在冯世宽之上；他即使不被提拔当地区领导，最起码也应该让他当原西县的一把手。李登云无论如何比不上田福军。而更叫人莫名其妙的是。福军调回地区还暂时浮存着，不给安排工作！
在县上的两个主要领导调出后，石圪节公社主任白明川和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波增补提升为原西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这两个人的同时提升，是县领导班子中两种力量斗争或者说是调和的结果。紧接着，两社原来的副主任徐治功和刘志祥，分别担任了本公社的正主任。
石圪节公社原文书、孙少安的同学刘根民也提拔成了公社的副主任。总之，春节前后，原西县上上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
他难受的倒并不是职务高低，而是将在一段时间里，他没有什么事可干——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啊！他知道苗凯同志对他不感兴趣，什么时候给他安排工作，还很难说。那么，他就这样无所事事地闲呆下去吗？
这时候，他想起了他的老上级石钟同志。老石文革前是省农工部部长，现在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和老石相识多年，他是很了解他的。
田福军于是很快给老石写了一封信，含蓄地告诉了他目前的情况。他在信中向老石提出，看省上有没有什么临时性的工作，他可以在自己浮存的这段时间里帮忙去做。
双水村的秧歌是全石圪节公社最有名的。在这个秧歌传统深厚的村庄里，大人娃娃谁都能上场来几下。往年，一进入冬天，这个村就为正月里闹秧歌而忙起来了。所有的家户都在准备招待秧歌队来为自家“转院”时的吃食；每一家都要借此机会来夸耀自己的“门户”好。有的家庭，仅仅因为一回秧歌招待得好，来年就有好多人家给说媳妇。因此，就是光景最破败的家庭，也要省吃节用，把那些红枣呀，瓜子呀，核桃呀，挑最好的留下来，准备撑这一回门面。一旦进入正月，双水村的人就象着了魔似的，卷入到这欢乐的浪潮中去了。有的秧歌迷甚至娃娃发烧都丢下不管，只顾自己红火热闹。人们牛马般劳动一年，似乎就是为了能快乐这么几天的。
但文化革命一开始，闹秧歌就作为“四旧”而被禁止了。打坝修梯田代替了这传统的节日。那些年提倡“吃罢饺子就大干”，人们在正月初一就被赶上农田基建工地。可以想来，这些年里，双水村人在一个正月，那情绪是多么灰啊！那胳膊腿是多么痒痒啊！伞头田五急得没办法，常常在工地上以锨代伞唱上几段，众人就一边劳动，一边给他呼应。过去的十来个春节，对于双水村来说，那不是过年，而是过晦气。好！现在政策松动了，双水村的人就立刻把熄灭多年的红火又扇起来了；双水村的火一起来，石圪节公社所有村庄的火都烧起来了！公社和县上除不拒挡，还支持农民恢复这传统的红火热闹。仅就这一点，庄稼人也感到象死去的田二常嘟囔的：世事要变了……双水村不仅恢复了闹秧歌，还象往年一样恢复了正月十五晚上“转灯”的传统。已经约定，这一天，石圪节村、罐子村、下山村等五六个村庄的秧歌队，都要来双水村“打彩门”，转九曲……现在，双水村的人分别集中在村里的两三个“中心”忙碌着。
在田家圪崂这面的大队部，以田福堂为首的几个人正进行闹秧歌的总料理。福堂已经披上了他那件狐皮领子大氅，戴上了栽绒火车头棉帽，布置接待外村秧歌队的具体事宜。聚在这里的除过福堂，再没有队里的其他领导，而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在此种事上，这些穿戴齐整的老汉成了领导人和权威。几家秧歌队凑到一起，礼节如同国家元首互访一样繁多；稍不周到，就可能酿成战争。因此这些威严的老者象美国联帮法院的最高法官，随时准备负责仲裁和解释“法规”。
在庙坪枣林前面的一个大空场地上，金俊山、孙少安、金俊武、田福高和金光亮等人正负责栽灯。地上摆满了高梁杆和萝卜做成的灯盏。
最大的人群中心在金家湾那面的小学院子里——大秧歌队正在这里排练。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地方。婆姨女子，穿戴得花红柳绿；老汉后生，打扮得齐齐整整。秧歌队男女两排，妇女一律粉袄绿裤，长彩带缠腰，手着扇子两把；男人统一上黑下蓝，头上包着白羊肚子毛巾。随着锣鼓点，这些人就满院子翩翩起舞。伞头当然是田五，此人唱秧歌闻名全原西县，五十年代还去黄原参加过汇演；他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常常使众人大饱耳福。但石圪节其它村庄与他相匹敌的伞头也不乏其人。伞头极其重要，往往能反映一个村的秧歌水平。
此刻，在小学的教室里，另外一些人正在排练小戏。演员有少平、金成、姚淑芳、润生、银花、海民、金富、金强、田平娃、兰香、金秀等人。金波已从黄原赶回来，正负责“五音”班子。金波笛子、二胡、手风琴都能来。孙玉亭和金光辉吹管子；光辉他二哥金光明拉板胡。小戏算是“阳春白雪”，大秧歌完了，就看这些节日撑台呢。
这时候，我们的玉亭同志也临时放弃了阶级立场，和地主的两个儿子坐在了一条板凳上闹“五音”。排戏休息的时候，大队会计田海民嬉笑着对孙玉亭说：“玉亭叔，你的头发以后再不用我理了吧？”
这句话逗得众人哄堂大笑。原来，这话里有话：不久前，王彩娥在她妈的主持下，改嫁到了石圪节，和胖理发师胡得禄结婚了。
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金富两兄弟和孙家的人都十分难堪。
好在这种红火时候；人们谁也不计较这种露骨的玩笑。
双水村大秧歌和小戏的总导演是孙少平。他在高中时就是全县出名的“把式”，还到黄原讲过故事，因此理所当然由他来指拨大家了。少平此刻跑出跑里，一会在教室排戏，一会又去院子指导大秧歌，真是出尽了风头……下午，路程最近的罐子村的秧歌队伍，已经开到了村头的彩门下。孙少安家土坡下面的公路上，前几天搭起的彩门五彩缤纷，并且缀满了翠绿的柏叶——为闹红火，金家破例让人在祖坟里折了一些柏树枝来装扮这门面。
罐子村的秧歌一到，双水村的队伍就立刻前去迎接。两队秧歌在彩门下相遇，热闹纷乱的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彩门两边的公路上锣鼓喧天，鞭炮声炸得人耳朵发麻。
两家的大秧歌队分别扭开了，公路上立刻成了一条七彩的长河。在罐子村的秧歌队里，王满银鼻子上画了块白颜色，身上斜挂着驴串铃，手里甩着绳刷子，丢腿撂胯地扮个“开路小丑”，逗引得娃娃们撵着看他出洋相。他老婆兰花昨天已经带着猫蛋狗蛋来到娘家门上，现在正挤在人堆里看热闹。这几天，双水村几乎所有在门外工作的干部和出嫁在外的女人，都赶回到亲爱的故乡来——他们有的情不自禁地上场露两手；不上场的就挤在人群中间如痴如醉地观看。在这些人中，我们只是没有发现田润叶。是的，她没有回村来。她眼下没有心思观看这红火热闹。她到黄原她的同学杜莉莉那里去了。
田福军夫妇正由福堂和村里的一些长者陪同着，站在彩门上面的一个土台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女儿晓霞没有跟他们回来，留在城里照顾她外爷徐国强……现在，彩门两边的秧歌队已经纷纷编成了两根“蒜辫子”——这意味着两家的伞头要对秧歌了！
罐子村的伞头王明清，也是远近闻名的“铁嘴”，按规矩由他先给不可一世的田五发难。田五在彩门这边腰扭得象水蛇一般，伞头转成了一朵莲花，正准备接受王明清的挑战。
只见王明清伞头轻轻一点，双方的锣鼓声便嘎然而止。王明清亮开嗓门唱道——锣鼓停声我开音，万有亲朋你细听：转九曲来到双水村，不知你们栽下些什么灯？
王明清尾音一落，锣鼓和人群的赞叹声就洪水一般骤起。一些行家在人群中评论道：“好口才！”
田五也不甘示弱，几乎闪电一般把伞在空中一劈，锣鼓声立即落下。他应声而唱——罐子村的亲朋你细听，欢迎你们来到双水村。
你问我们栽下些什么灯？
今年和往年大不相同——西瓜灯，红腾腾，白菜灯，绿蓁蓁，韭菜灯，翠铮铮，芫荽灯，碎粉粉，茄子灯，紫茵茵，七扭八歪是黄瓜灯！
龙儿灯，满身鳞，凤儿灯，花蓬蓬，老虎灯，实威风，摇头摆尾是狮子灯！
银蝶金蝉莲花灯，还有那起火花花带炮嗦罗罗罗乒乓两盏灯，那是依呀嗨！
田五别出心裁，将秧歌和“链子嘴”串在一起，唱得如同一串鞭炮爆响，人群随即为之卷起了一片欢腾的声浪！
两个伞头你来我往，十个秧歌一对完，双水村就散开了自己的大门，欢迎罐子村的秧歌进村来。两家的秧歌立刻混合编队，两个伞头并排在前面引路，庞大的秧歌队就一路翩翩舞蹈着向村中走来。看热闹的人群随着秧歌队在公路两边涌涌移动。村子南北先后堵住了几十辆汽车，司机们也兴高采烈跳下车来，加入到这欢乐的人流中去了……在人群中，田福军突然看见了孙少安。
他立刻挤过来，捉住了少安的手。
福军把少安拉出人群，两个人一起来到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福军问他：“上次你们队因为分组的事，以后你再没受什么整吧？”
少安对尊敬的田主任说：“没！”
紧接着，福军就开始和少安热烈地拉谈起了农村目前的许多情况。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临毕，田福军用手亲切地拍了拍少安的肩膀，说：“小伙子，不要灰心！相信一切都会开始变化的。我坚信农村不久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切恐怕都势在必行了！”
田福军说完后，和少安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向人群中走去了。此刻，两个村的秧歌队已经扭到了庙坪，向金家湾小学院子那里涌去。东拉河和哭咽河两岸到处都挤满了狂欢的人群……孙少安站在小土坡上，用手飞快地卷起了一支旱烟卷。他抽着烟，久久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月就是惊蛰；那时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啦！
准备：1982年－1985年第一稿：1985年秋天—冬天第二稿：1986年春天—夏天卷三
---第一章
第一章
黑色的新式“伏尔加”小轿车在茫茫的春雨中穿过绿色海洋般的中部平原，由北往南，向省城飞驰而行，车轮在积水的柏油路面溅起一溜白雾。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冲积阶地和两级台原，象一抹荒凉的海岸线消失在了北方遥远的天边。透过车窗，从辽阔的平原上望过去，南方巍峨的横断山脉渐渐出现在视野之内。一列列钢蓝色的山峦象大海中的舰队一般威严；突兀的峰巅之上，隐约可以了见那白皑皑的积雪。
小汽车在奔驰。绿色。还是绿色。无边的绿色中，有时会闪过一片绯红或一方金黄——那是大片返青的麦田中盛开的桃花和油菜花。温暖的春天从中国的南方走来，开始用生命的原色装饰北方的大地了。
绿色中飞驰的小车急速绕过一个抛物线似的大弯道，把弧线内一座巨大的化工厂甩在后面，重新转入笔直的路面，在平原上继续向南飞奔。道路两旁晃过一排排青杨绿柳，那枝叶被雨水洗得油光鲜亮；成对的燕子翻着低掠过雾气腾腾的麦田，用它黑色灵巧的剪刀裁剪密麻麻的雨丝……乔伯年沉默地坐在车内，对原野上的一派春光并不特别在意。他不是诗人，也不是游客，看来无心观赏这撩拨人的飞红流绿。
实际上，在这个头发斑白的人眼里，此刻车窗外依次出现的只是内陆省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北方那消失了的一抹黄色，就是荒凉的黄土高原。那里沟壑纵横，土地被流水切割得支离破碎，面积却要占全省版图的百分之四十五。这季节那里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他出生在那里，闭住眼也能看见故乡一年四季的景象。
展现在眼前的这几百里绿色平原，当然是全省的“白菜心”了。这块肥得流油的土地，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白菜心”——散布在平原上那一个个小山似的古代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不过，对于全省来说，这块风水宝地毕竟太小了，面积只占百分之十九。
南边云雾缭绕的蔚蓝色山峦，是亚细亚两个庞大水系的分水岭。那里土壤单薄，怪石嶙峋，属半封闭状态的贫瘠山区。
中间一点“白菜心”，周围全是“菜帮子”，这就是本省大自然的写照。多少年来，南北广大山区的千百万人，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他，刚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此刻哪有心思把这大自然的风光看成是一幅五彩画图呢？他深知这些美妙画面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他深感责任重大。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是啊，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千万人口哪！
省委书记坐在车内，罗着腰，只是沉默地一支接一支抽烟，他身躯高大，但并不壮实。
脸色是黝黑的，皮肤已经失去了光泽。颧骨和前额都很突出，整个头颅象一块粗糙的岩石。
头发已经斑白了。并且脱得稀稀疏疏。
这样的人物，面部总会有一些特点——乔伯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眼睛里。即使是缺乏睡眠，这两只眼睛也总是充满了活力和机警，并且象年轻人一样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当然，如果走起路来，那神态就更象一个小伙子。
其实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他原来的身体倒不象现在这样瘦削——当年曾经象运动员一样健壮哩。可惜一副好身体在“文革”的牛棚和监禁中耗费了大半。唉！那时间，他本以为，自己的后半生就要在“牛圈”里窝囊地结束了，而不能再出去为人民拉犁耕作。谁能想到，在他接近花甲之年，中央却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来担当。
责任的确是重大啊！他在上任前就充分估计到了这里工作面临的困难性。但一进入实际环境，困难比想象到的更为严峻。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困难，此地一片歌舞升平，那要他乔伯年来干啥？党不是叫他来吃干饭的，而是叫他来解决困难的！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许是最后一次为国为民效大力的机会了。他决不能辜负中央的希望和信任。记得离京前，中央一位老领导特意找他谈话，鼓励他放开手脚工作，以便迅速打开这个省的落后局面。他是有信心的。去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这需要魄力，需要耐力，需要能力，需要精力，当然也需要体力——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爆发力！
他是在中央任命后第二天就到这里上任的。只有多病的老伴和他同行而来。他们几个大点的孩子都已经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小女儿倒正好前年考上了这个省会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能和他们团聚了。他老伴浑身是病，这几年除自己不能照顾家人，还要家人照顾她。亲爱的秀英在“文革”中他被监禁后，一边工作，一边拉扯孩子，还要为他的命运焦虑——积劳成疾啊！没有秀英，他说不定也就早垮了。尽管他眼下工作繁重，又一大把年纪，但只要有空子，他就尽力照顾老伴。小女儿虽然在这个城市，但不能让孩子耽误学习回家来侍候她妈。新来的保姆是个农村姑娘，刚到几个月，还有些拘束，家务活上有时还得要他给这孩子当助手……省委书记在车里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的麦田。蒙蒙春雨中，农人们戴着草帽，正在大田里抡看胳膊抛撒化肥。这场雨太好了，正赶上了农时。不知道北边和南边的山区下没下雨。他在心里说：“老大爷！最好给那两个地方多下一点雨吧！
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你吃饭哩！
是的，南北两个山区一直是乔伯年最为关心的地方。他到职后最先跑的就是那两个地方。这是他工作的重点。跑一跑，更心焦。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为紧急状态。但最令他心焦的是，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里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脑筋也更僵化。改变那里的极度贫困状况首先要改变那里的领导状况。这是最咬手的问题。他已经让省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石钟同志尽快提出意见，调整和加强南北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乔伯年用指关节揉揉太阳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感到眼睛有些肿胀，很想在车里迷糊一阵，但就是睡不着。昨晚在省农业科研中心开了半晚上会；会完后又失眠了很长时间。他现在很困惫，但又很清醒。
他是昨天上午到达位于黄土高原和中部平原接壤处的这个著名的农业科研中心的。本来他很早就想到这里跑一趟，但一直挤不出时间来。他对这个农科中心抱有极大的希望。这里有农学院、林学院、省农业科学院等十几个科学研究和教学单位，拥有科技人员三千多人，仅教授和副研究员以上就有二百五十人左右，真正是人才荟萃之地——这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毫无疑问，今后全省农业的大发展，必须发挥这个科学中心的作用。
昨天出发时，他准备当天就返回省城——因为省上还有一些急迫的问题等待他解决。但他却推迟到今天下午才回来。
这个农业科研中心的所在地仅是一个小镇，几千名科技人员的生活一直存在严重问题。
粮、菜、煤、水和各种生活需要根本不能保障。他昨天一到那里，科学家们就纷纷诉苦。他立刻决定晚上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除过先临时采取了些措施外，他准备返回省里后，着手研究将这里的镇一级建制改为县一级建制，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个远离大城市的科研中心在后勤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两天他又跑路又熬夜，疲惫不堪，但他高兴的是他没有虚行这一趟。
现在，汽车已快要到省城了。南面逶迤的山岭已经显出他清晰的面目，如同屏风一般立在天边。城市依傍着南岭，在广大的平原地区展开，此刻在春雨中灰漠漠一片看不见从东到西的边沿。
汽车驶过郊外大片的蔬菜地和工厂区，进入了市内。
这季节的白天仍然是短暂的。当汽车上了二十华里长的解放大道时，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加之天阴得很重，城市实际上已开始了它夜晚的生活。
路灯映照着积水的街道，象一条条灿烂的银河。两边的人行道挤满了匆匆行走的人群，各种雨伞组成了一望无际的“蘑菇林”。主干道上穿梭着各种车辆；一个接一个的叉路口，红灯绿灯在交替闪烁。
“伏尔加”的速度慢了下来。
乔伯年侧过脸，看见外面几乎每一个公共汽车站，都涌满了黑鸦鸦的人群。有的车站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车上车下挤成一团，迟迟开不走。他知道人们在这大雨天挤不上车是什么滋味；他也知道这些人在抱怨，在咒骂，一片叫苦连天。
他在车里叹了一口气。
汽车终于折进了省委大院，缓缓地滑到了他的家门口。
这是一个空荡荡的院落，有一座二层小楼。这是省委大院里比较陈旧的一所住家宿舍。
乔伯年到职后，省委办公厅把他安排在已调到中央的原省委书记住的地方——那里条件当然要好得多。但他就看上了这地方。一来这地方闲置着，二来有个大院落，他还能在其间营务点什么庄稼。他有个癖好，爱在自己住的地方种点玉米什么的。在他看来，即使从欣赏的角度来说，庄稼比之名花异草却有一种更为淳朴的美感。
乔书记走进自己的小院子，不免惊讶地愣住了。他看见一些人正在他的院子里移花栽草，忙乱成一团，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破坏，而不是美化。
“谁让你们移栽这些东西呢？”他问其中的一个人。“张秘书长”。那人回答他。
“你去叫他到这里来一下。”
那个人走后，他对其余忙碌的人说：“你们不要搞了，这些花草从哪里移来的，再移回哪里去。”
这些移花栽草的人都停止了干活，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他们把什么弄错了。
这时候，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
“谁叫你在我的院子里搞这些东西的？”他问张生民。门牙不知怎么缺了半颗的张生民，咧开嘴难为情地笑着，吐字不清地说：“我寻思你院子里光秃秃的，因此就……”“我准备在这地方种点庄稼呀！”
种庄稼？张生民和其他人都楞住了。
秘书长只好叫众人把这些花草又移走了。
乔伯年这才进了家门。
他先上了二楼的卧室。
秀英正在床上躺着。她没说什么，象往常一样，只冲他笑了笑。这笑容使他浑身一下子松宽下来。他现在才感到瞌睡得要命。真想马上在她身边躺下来迷糊一阵。
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不敢睡着了。再说，还没吃晚饭呢。
他问老伴：“没什么吧？药吃了没有？”
“没什么，晚上的药还没吃。”
他在起居间洗了一把脸，就走到楼下的会客室里。保姆小陈给他沏了一杯茶。他抿了两口，就走到厨房里，准备帮小陈洗菜，结果被小陈硬拦住了。他就又动手为秀英熬中药。因为老伴多年生病，他已经是个“老熬家”了，熬药的经验很丰富，足可以编一段“熬药三字经”。只要他在家，秀英的中药都是他亲自熬他把砂锅放在火上，和小陈开始拉呱起了家常。他东拉西扯，询问她家里的各种情况。小陈是位初中毕业的农村姑娘，刚到他家来，大概因为他是“大官”吧，这孩子一直克服不了拘谨。他想尽量使她很快随便起来，就象自家人一样，比方说，他在家里做错了什么，她也敢批评和纠正他，就象他的小女儿虹虹对他一样。
当他把第二遍中药掺好凉水重新放在火上后，突然记起了一件事。
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
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说：“你们先谈着，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说完他就出去了。
一刻钟以后，冯世宽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
这是“终审判决”。大家都再不言语了。
常委会决定：立刻通知石圪节公社，坚决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行，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四章
一九七八年初，临近春节的时候，原西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因为领导原西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显著成绩，被提拔到了黄原地区，任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与此同时，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也被调回了地区，另行分配工作。本来，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准备把这位他很不满意的人，调到地区防疫站去任副主任，但地区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主任呼正文提出不同意见。呼副主任指出，把一位很有能力的同志这样使用显然是不适当的，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其他几位地区常委也都支持老呼的看法。苗凯只好不再坚持把田福军打发到防疫站。但他暂时也不准备安排田福军的工作，指示组织部门把他调回地区浮存一段时间再考虑任用。
这样，三把手李登云同志就擢升为原西县的一把手了。这个任用在原西县的干部们中间引起一片哗然。当然，冯世宽的提升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大家没想到，竟然不是田福军，而是李登云接替冯世宽任了原西县革委会的主任。大部分干部认为，论水平，论作风，论品质，不管论什么，田福军都在冯世宽之上；他即使不被提拔当地区领导，最起码也应该让他当原西县的一把手。李登云无论如何比不上田福军。而更叫人莫名其妙的是。福军调回地区还暂时浮存着，不给安排工作！
在县上的两个主要领导调出后，石圪节公社主任白明川和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波增补提升为原西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这两个人的同时提升，是县领导班子中两种力量斗争或者说是调和的结果。紧接着，两社原来的副主任徐治功和刘志祥，分别担任了本公社的正主任。
石圪节公社原文书、孙少安的同学刘根民也提拔成了公社的副主任。总之，春节前后，原西县上上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
他难受的倒并不是职务高低，而是将在一段时间里，他没有什么事可干——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啊！他知道苗凯同志对他不感兴趣，什么时候给他安排工作，还很难说。那么，他就这样无所事事地闲呆下去吗？
这时候，他想起了他的老上级石钟同志。老石文革前是省农工部部长，现在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和老石相识多年，他是很了解他的。
田福军于是很快给老石写了一封信，含蓄地告诉了他目前的情况。他在信中向老石提出，看省上有没有什么临时性的工作，他可以在自己浮存的这段时间里帮忙去做。
双水村的秧歌是全石圪节公社最有名的。在这个秧歌传统深厚的村庄里，大人娃娃谁都能上场来几下。往年，一进入冬天，这个村就为正月里闹秧歌而忙起来了。所有的家户都在准备招待秧歌队来为自家“转院”时的吃食；每一家都要借此机会来夸耀自己的“门户”好。有的家庭，仅仅因为一回秧歌招待得好，来年就有好多人家给说媳妇。因此，就是光景最破败的家庭，也要省吃节用，把那些红枣呀，瓜子呀，核桃呀，挑最好的留下来，准备撑这一回门面。一旦进入正月，双水村的人就象着了魔似的，卷入到这欢乐的浪潮中去了。有的秧歌迷甚至娃娃发烧都丢下不管，只顾自己红火热闹。人们牛马般劳动一年，似乎就是为了能快乐这么几天的。
但文化革命一开始，闹秧歌就作为“四旧”而被禁止了。打坝修梯田代替了这传统的节日。那些年提倡“吃罢饺子就大干”，人们在正月初一就被赶上农田基建工地。可以想来，这些年里，双水村人在一个正月，那情绪是多么灰啊！那胳膊腿是多么痒痒啊！伞头田五急得没办法，常常在工地上以锨代伞唱上几段，众人就一边劳动，一边给他呼应。过去的十来个春节，对于双水村来说，那不是过年，而是过晦气。好！现在政策松动了，双水村的人就立刻把熄灭多年的红火又扇起来了；双水村的火一起来，石圪节公社所有村庄的火都烧起来了！公社和县上除不拒挡，还支持农民恢复这传统的红火热闹。仅就这一点，庄稼人也感到象死去的田二常嘟囔的：世事要变了……双水村不仅恢复了闹秧歌，还象往年一样恢复了正月十五晚上“转灯”的传统。已经约定，这一天，石圪节村、罐子村、下山村等五六个村庄的秧歌队，都要来双水村“打彩门”，转九曲……现在，双水村的人分别集中在村里的两三个“中心”忙碌着。
在田家圪崂这面的大队部，以田福堂为首的几个人正进行闹秧歌的总料理。福堂已经披上了他那件狐皮领子大氅，戴上了栽绒火车头棉帽，布置接待外村秧歌队的具体事宜。聚在这里的除过福堂，再没有队里的其他领导，而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在此种事上，这些穿戴齐整的老汉成了领导人和权威。几家秧歌队凑到一起，礼节如同国家元首互访一样繁多；稍不周到，就可能酿成战争。因此这些威严的老者象美国联帮法院的最高法官，随时准备负责仲裁和解释“法规”。
在庙坪枣林前面的一个大空场地上，金俊山、孙少安、金俊武、田福高和金光亮等人正负责栽灯。地上摆满了高梁杆和萝卜做成的灯盏。
最大的人群中心在金家湾那面的小学院子里——大秧歌队正在这里排练。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地方。婆姨女子，穿戴得花红柳绿；老汉后生，打扮得齐齐整整。秧歌队男女两排，妇女一律粉袄绿裤，长彩带缠腰，手着扇子两把；男人统一上黑下蓝，头上包着白羊肚子毛巾。随着锣鼓点，这些人就满院子翩翩起舞。伞头当然是田五，此人唱秧歌闻名全原西县，五十年代还去黄原参加过汇演；他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常常使众人大饱耳福。但石圪节其它村庄与他相匹敌的伞头也不乏其人。伞头极其重要，往往能反映一个村的秧歌水平。
此刻，在小学的教室里，另外一些人正在排练小戏。演员有少平、金成、姚淑芳、润生、银花、海民、金富、金强、田平娃、兰香、金秀等人。金波已从黄原赶回来，正负责“五音”班子。金波笛子、二胡、手风琴都能来。孙玉亭和金光辉吹管子；光辉他二哥金光明拉板胡。小戏算是“阳春白雪”，大秧歌完了，就看这些节日撑台呢。
这时候，我们的玉亭同志也临时放弃了阶级立场，和地主的两个儿子坐在了一条板凳上闹“五音”。排戏休息的时候，大队会计田海民嬉笑着对孙玉亭说：“玉亭叔，你的头发以后再不用我理了吧？”
这句话逗得众人哄堂大笑。原来，这话里有话：不久前，王彩娥在她妈的主持下，改嫁到了石圪节，和胖理发师胡得禄结婚了。
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金富两兄弟和孙家的人都十分难堪。
好在这种红火时候；人们谁也不计较这种露骨的玩笑。
双水村大秧歌和小戏的总导演是孙少平。他在高中时就是全县出名的“把式”，还到黄原讲过故事，因此理所当然由他来指拨大家了。少平此刻跑出跑里，一会在教室排戏，一会又去院子指导大秧歌，真是出尽了风头……下午，路程最近的罐子村的秧歌队伍，已经开到了村头的彩门下。孙少安家土坡下面的公路上，前几天搭起的彩门五彩缤纷，并且缀满了翠绿的柏叶——为闹红火，金家破例让人在祖坟里折了一些柏树枝来装扮这门面。
罐子村的秧歌一到，双水村的队伍就立刻前去迎接。两队秧歌在彩门下相遇，热闹纷乱的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彩门两边的公路上锣鼓喧天，鞭炮声炸得人耳朵发麻。
两家的大秧歌队分别扭开了，公路上立刻成了一条七彩的长河。在罐子村的秧歌队里，王满银鼻子上画了块白颜色，身上斜挂着驴串铃，手里甩着绳刷子，丢腿撂胯地扮个“开路小丑”，逗引得娃娃们撵着看他出洋相。他老婆兰花昨天已经带着猫蛋狗蛋来到娘家门上，现在正挤在人堆里看热闹。这几天，双水村几乎所有在门外工作的干部和出嫁在外的女人，都赶回到亲爱的故乡来——他们有的情不自禁地上场露两手；不上场的就挤在人群中间如痴如醉地观看。在这些人中，我们只是没有发现田润叶。是的，她没有回村来。她眼下没有心思观看这红火热闹。她到黄原她的同学杜莉莉那里去了。
田福军夫妇正由福堂和村里的一些长者陪同着，站在彩门上面的一个土台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女儿晓霞没有跟他们回来，留在城里照顾她外爷徐国强……现在，彩门两边的秧歌队已经纷纷编成了两根“蒜辫子”——这意味着两家的伞头要对秧歌了！
罐子村的伞头王明清，也是远近闻名的“铁嘴”，按规矩由他先给不可一世的田五发难。田五在彩门这边腰扭得象水蛇一般，伞头转成了一朵莲花，正准备接受王明清的挑战。
只见王明清伞头轻轻一点，双方的锣鼓声便嘎然而止。王明清亮开嗓门唱道——锣鼓停声我开音，万有亲朋你细听：转九曲来到双水村，不知你们栽下些什么灯？
王明清尾音一落，锣鼓和人群的赞叹声就洪水一般骤起。一些行家在人群中评论道：“好口才！”
田五也不甘示弱，几乎闪电一般把伞在空中一劈，锣鼓声立即落下。他应声而唱——罐子村的亲朋你细听，欢迎你们来到双水村。
你问我们栽下些什么灯？
今年和往年大不相同——西瓜灯，红腾腾，白菜灯，绿蓁蓁，韭菜灯，翠铮铮，芫荽灯，碎粉粉，茄子灯，紫茵茵，七扭八歪是黄瓜灯！
龙儿灯，满身鳞，凤儿灯，花蓬蓬，老虎灯，实威风，摇头摆尾是狮子灯！
银蝶金蝉莲花灯，还有那起火花花带炮嗦罗罗罗乒乓两盏灯，那是依呀嗨！
田五别出心裁，将秧歌和“链子嘴”串在一起，唱得如同一串鞭炮爆响，人群随即为之卷起了一片欢腾的声浪！
两个伞头你来我往，十个秧歌一对完，双水村就散开了自己的大门，欢迎罐子村的秧歌进村来。两家的秧歌立刻混合编队，两个伞头并排在前面引路，庞大的秧歌队就一路翩翩舞蹈着向村中走来。看热闹的人群随着秧歌队在公路两边涌涌移动。村子南北先后堵住了几十辆汽车，司机们也兴高采烈跳下车来，加入到这欢乐的人流中去了……在人群中，田福军突然看见了孙少安。
他立刻挤过来，捉住了少安的手。
福军把少安拉出人群，两个人一起来到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福军问他：“上次你们队因为分组的事，以后你再没受什么整吧？”
少安对尊敬的田主任说：“没！”
紧接着，福军就开始和少安热烈地拉谈起了农村目前的许多情况。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临毕，田福军用手亲切地拍了拍少安的肩膀，说：“小伙子，不要灰心！相信一切都会开始变化的。我坚信农村不久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切恐怕都势在必行了！”
田福军说完后，和少安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向人群中走去了。此刻，两个村的秧歌队已经扭到了庙坪，向金家湾小学院子那里涌去。东拉河和哭咽河两岸到处都挤满了狂欢的人群……孙少安站在小土坡上，用手飞快地卷起了一支旱烟卷。他抽着烟，久久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月就是惊蛰；那时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啦！
准备：1982年－1985年第一稿：1985年秋天—冬天第二稿：1986年春天—夏天卷三
---第一章
第一章
黑色的新式“伏尔加”小轿车在茫茫的春雨中穿过绿色海洋般的中部平原，由北往南，向省城飞驰而行，车轮在积水的柏油路面溅起一溜白雾。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冲积阶地和两级台原，象一抹荒凉的海岸线消失在了北方遥远的天边。透过车窗，从辽阔的平原上望过去，南方巍峨的横断山脉渐渐出现在视野之内。一列列钢蓝色的山峦象大海中的舰队一般威严；突兀的峰巅之上，隐约可以了见那白皑皑的积雪。
小汽车在奔驰。绿色。还是绿色。无边的绿色中，有时会闪过一片绯红或一方金黄——那是大片返青的麦田中盛开的桃花和油菜花。温暖的春天从中国的南方走来，开始用生命的原色装饰北方的大地了。
绿色中飞驰的小车急速绕过一个抛物线似的大弯道，把弧线内一座巨大的化工厂甩在后面，重新转入笔直的路面，在平原上继续向南飞奔。道路两旁晃过一排排青杨绿柳，那枝叶被雨水洗得油光鲜亮；成对的燕子翻着低掠过雾气腾腾的麦田，用它黑色灵巧的剪刀裁剪密麻麻的雨丝……乔伯年沉默地坐在车内，对原野上的一派春光并不特别在意。他不是诗人，也不是游客，看来无心观赏这撩拨人的飞红流绿。
实际上，在这个头发斑白的人眼里，此刻车窗外依次出现的只是内陆省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北方那消失了的一抹黄色，就是荒凉的黄土高原。那里沟壑纵横，土地被流水切割得支离破碎，面积却要占全省版图的百分之四十五。这季节那里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他出生在那里，闭住眼也能看见故乡一年四季的景象。
展现在眼前的这几百里绿色平原，当然是全省的“白菜心”了。这块肥得流油的土地，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白菜心”——散布在平原上那一个个小山似的古代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不过，对于全省来说，这块风水宝地毕竟太小了，面积只占百分之十九。
南边云雾缭绕的蔚蓝色山峦，是亚细亚两个庞大水系的分水岭。那里土壤单薄，怪石嶙峋，属半封闭状态的贫瘠山区。
中间一点“白菜心”，周围全是“菜帮子”，这就是本省大自然的写照。多少年来，南北广大山区的千百万人，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他，刚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此刻哪有心思把这大自然的风光看成是一幅五彩画图呢？他深知这些美妙画面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他深感责任重大。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是啊，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千万人口哪！
省委书记坐在车内，罗着腰，只是沉默地一支接一支抽烟，他身躯高大，但并不壮实。
脸色是黝黑的，皮肤已经失去了光泽。颧骨和前额都很突出，整个头颅象一块粗糙的岩石。
头发已经斑白了。并且脱得稀稀疏疏。
这样的人物，面部总会有一些特点——乔伯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眼睛里。即使是缺乏睡眠，这两只眼睛也总是充满了活力和机警，并且象年轻人一样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当然，如果走起路来，那神态就更象一个小伙子。
其实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他原来的身体倒不象现在这样瘦削——当年曾经象运动员一样健壮哩。可惜一副好身体在“文革”的牛棚和监禁中耗费了大半。唉！那时间，他本以为，自己的后半生就要在“牛圈”里窝囊地结束了，而不能再出去为人民拉犁耕作。谁能想到，在他接近花甲之年，中央却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来担当。
责任的确是重大啊！他在上任前就充分估计到了这里工作面临的困难性。但一进入实际环境，困难比想象到的更为严峻。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困难，此地一片歌舞升平，那要他乔伯年来干啥？党不是叫他来吃干饭的，而是叫他来解决困难的！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许是最后一次为国为民效大力的机会了。他决不能辜负中央的希望和信任。记得离京前，中央一位老领导特意找他谈话，鼓励他放开手脚工作，以便迅速打开这个省的落后局面。他是有信心的。去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这需要魄力，需要耐力，需要能力，需要精力，当然也需要体力——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爆发力！
他是在中央任命后第二天就到这里上任的。只有多病的老伴和他同行而来。他们几个大点的孩子都已经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小女儿倒正好前年考上了这个省会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能和他们团聚了。他老伴浑身是病，这几年除自己不能照顾家人，还要家人照顾她。亲爱的秀英在“文革”中他被监禁后，一边工作，一边拉扯孩子，还要为他的命运焦虑——积劳成疾啊！没有秀英，他说不定也就早垮了。尽管他眼下工作繁重，又一大把年纪，但只要有空子，他就尽力照顾老伴。小女儿虽然在这个城市，但不能让孩子耽误学习回家来侍候她妈。新来的保姆是个农村姑娘，刚到几个月，还有些拘束，家务活上有时还得要他给这孩子当助手……省委书记在车里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的麦田。蒙蒙春雨中，农人们戴着草帽，正在大田里抡看胳膊抛撒化肥。这场雨太好了，正赶上了农时。不知道北边和南边的山区下没下雨。他在心里说：“老大爷！最好给那两个地方多下一点雨吧！
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你吃饭哩！
是的，南北两个山区一直是乔伯年最为关心的地方。他到职后最先跑的就是那两个地方。这是他工作的重点。跑一跑，更心焦。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为紧急状态。但最令他心焦的是，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里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脑筋也更僵化。改变那里的极度贫困状况首先要改变那里的领导状况。这是最咬手的问题。他已经让省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石钟同志尽快提出意见，调整和加强南北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乔伯年用指关节揉揉太阳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感到眼睛有些肿胀，很想在车里迷糊一阵，但就是睡不着。昨晚在省农业科研中心开了半晚上会；会完后又失眠了很长时间。他现在很困惫，但又很清醒。
他是昨天上午到达位于黄土高原和中部平原接壤处的这个著名的农业科研中心的。本来他很早就想到这里跑一趟，但一直挤不出时间来。他对这个农科中心抱有极大的希望。这里有农学院、林学院、省农业科学院等十几个科学研究和教学单位，拥有科技人员三千多人，仅教授和副研究员以上就有二百五十人左右，真正是人才荟萃之地——这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毫无疑问，今后全省农业的大发展，必须发挥这个科学中心的作用。
昨天出发时，他准备当天就返回省城——因为省上还有一些急迫的问题等待他解决。但他却推迟到今天下午才回来。
这个农业科研中心的所在地仅是一个小镇，几千名科技人员的生活一直存在严重问题。
粮、菜、煤、水和各种生活需要根本不能保障。他昨天一到那里，科学家们就纷纷诉苦。他立刻决定晚上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除过先临时采取了些措施外，他准备返回省里后，着手研究将这里的镇一级建制改为县一级建制，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个远离大城市的科研中心在后勤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两天他又跑路又熬夜，疲惫不堪，但他高兴的是他没有虚行这一趟。
现在，汽车已快要到省城了。南面逶迤的山岭已经显出他清晰的面目，如同屏风一般立在天边。城市依傍着南岭，在广大的平原地区展开，此刻在春雨中灰漠漠一片看不见从东到西的边沿。
汽车驶过郊外大片的蔬菜地和工厂区，进入了市内。
这季节的白天仍然是短暂的。当汽车上了二十华里长的解放大道时，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加之天阴得很重，城市实际上已开始了它夜晚的生活。
路灯映照着积水的街道，象一条条灿烂的银河。两边的人行道挤满了匆匆行走的人群，各种雨伞组成了一望无际的“蘑菇林”。主干道上穿梭着各种车辆；一个接一个的叉路口，红灯绿灯在交替闪烁。
“伏尔加”的速度慢了下来。
乔伯年侧过脸，看见外面几乎每一个公共汽车站，都涌满了黑鸦鸦的人群。有的车站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车上车下挤成一团，迟迟开不走。他知道人们在这大雨天挤不上车是什么滋味；他也知道这些人在抱怨，在咒骂，一片叫苦连天。
他在车里叹了一口气。
汽车终于折进了省委大院，缓缓地滑到了他的家门口。
这是一个空荡荡的院落，有一座二层小楼。这是省委大院里比较陈旧的一所住家宿舍。
乔伯年到职后，省委办公厅把他安排在已调到中央的原省委书记住的地方——那里条件当然要好得多。但他就看上了这地方。一来这地方闲置着，二来有个大院落，他还能在其间营务点什么庄稼。他有个癖好，爱在自己住的地方种点玉米什么的。在他看来，即使从欣赏的角度来说，庄稼比之名花异草却有一种更为淳朴的美感。
乔书记走进自己的小院子，不免惊讶地愣住了。他看见一些人正在他的院子里移花栽草，忙乱成一团，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破坏，而不是美化。
“谁让你们移栽这些东西呢？”他问其中的一个人。“张秘书长”。那人回答他。
“你去叫他到这里来一下。”
那个人走后，他对其余忙碌的人说：“你们不要搞了，这些花草从哪里移来的，再移回哪里去。”
这些移花栽草的人都停止了干活，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他们把什么弄错了。
这时候，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
“谁叫你在我的院子里搞这些东西的？”他问张生民。门牙不知怎么缺了半颗的张生民，咧开嘴难为情地笑着，吐字不清地说：“我寻思你院子里光秃秃的，因此就……”“我准备在这地方种点庄稼呀！”
种庄稼？张生民和其他人都楞住了。
秘书长只好叫众人把这些花草又移走了。
乔伯年这才进了家门。
他先上了二楼的卧室。
秀英正在床上躺着。她没说什么，象往常一样，只冲他笑了笑。这笑容使他浑身一下子松宽下来。他现在才感到瞌睡得要命。真想马上在她身边躺下来迷糊一阵。
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不敢睡着了。再说，还没吃晚饭呢。
他问老伴：“没什么吧？药吃了没有？”
“没什么，晚上的药还没吃。”
他在起居间洗了一把脸，就走到楼下的会客室里。保姆小陈给他沏了一杯茶。他抿了两口，就走到厨房里，准备帮小陈洗菜，结果被小陈硬拦住了。他就又动手为秀英熬中药。因为老伴多年生病，他已经是个“老熬家”了，熬药的经验很丰富，足可以编一段“熬药三字经”。只要他在家，秀英的中药都是他亲自熬他把砂锅放在火上，和小陈开始拉呱起了家常。他东拉西扯，询问她家里的各种情况。小陈是位初中毕业的农村姑娘，刚到他家来，大概因为他是“大官”吧，这孩子一直克服不了拘谨。他想尽量使她很快随便起来，就象自家人一样，比方说，他在家里做错了什么，她也敢批评和纠正他，就象他的小女儿虹虹对他一样。
当他把第二遍中药掺好凉水重新放在火上后，突然记起了一件事。